政府有条件改制让买家震怒 观念逼迫延边足球拐弯

　　记者贾蕾仕延吉报道 程鹏辉是带着两大包衣服坐火车来到延吉的。从重庆、沈阳到北京，他的衣着始终不甚讲究，两个大包里的衣服都是一些叫不出牌子的，还有就是些简单的日用品了。走在延吉的大街上，这样的程鹏辉很容易就淹没在人群里，他像当地人一样不修边幅，混迹在这座城市中，一点不刺眼。

　　可实际上他想融入这座城市的足球圈子却困难得多。11月1日，要短暂离开延边的这

一天，坐在他翔宇酒店房间靠窗的沙发上，程鹏辉与延边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李东哲闲聊着当地的气候。在签约前，李东哲一直是程鹏辉与延边体育局局长梁昌浩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这不妨碍两人之间的密谈，但程鹏辉感觉得到，双方之间隔着的不止一个人那么简单。

　　政府“有条件改制”让买家震怒

　　10月28日程鹏辉到达延吉后，已经与负责体育局的州主管领导金基浩进行了两次谈判。金基浩很明确地告诉程鹏辉，“俱乐部走市场化的运作是势在必行的，但不是无条件地改制”，席间的推杯换盏更多的是表达了延边足球市场化的迫切性，这是双方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但双方对此的认识明显有偏差——“市场化运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需要整体观念上的改变”，1日这天，在有关天气的交谈之后，程鹏辉说。之后他拿出一张当地出版的朝鲜文报纸，让李东哲给记者翻译体育版的文章大标题，“延边足球不走市场化道路死路一条”，程鹏辉脸上的神色和他的语气，与其说表现的是一种欣赏，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有条件地改制”让程鹏辉为难。金基浩表达了州政府的底线，州体育局还要介入“新俱乐部”的管理，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俱乐部留在延边。金基浩作为州政府的干部对俱乐部无法管理到更细致的地步，具体的合同条款和细节，是由梁昌浩去把握的，球队教练队员、媒体和球迷的利益也在这一条底线上掌握。程鹏辉知道这一条的要害之处所在，让他夹在投资者和体育局之间极为尴尬。

　　这家投资者究竟是什么面目，是程鹏辉至今未泄露的一个秘密，两者之间的交往已经很久。程鹏辉从

　　当程鹏辉把州政府的意见反馈给这位老板时，老板听了很不高兴，当场在电话里就问程鹏辉：“我花了钱买俱乐部还不能完全做主，这怎么能行？！”程鹏辉也讲了延边的实际情况，毕竟这是一个二度出卖俱乐部的地区，而且长时间以来都是政府管理的、还有少数民族球队的独特之处……可是老板依然不理解，一番苦口婆心后，老板的态度有些松动，最后告诉程鹏辉：“你跟那边谈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程鹏辉浸淫足球圈已近十个年头了，他知道投资者的要求总是与球队产生矛盾，而他更清楚，“一个俱乐部总经理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摆平投资方和球队的矛盾”，从前卫寰岛到辽宁，俱乐部总经理需要做很多经营以及经营以外的事，这让程鹏辉不得不转身开始做梁昌浩的工作。

　　与高珲机械化的会谈

　　而这时随着媒体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铺天盖地的报道让程鹏辉骑虎难下，坐在延吉翔宇大饭店里，程鹏辉翻出了手机里的一条短信，然后说“我们关注俱乐部的转让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的报道让我们很被动”，这条短信是当初他8月份欲收购湖南湘军俱乐部时收到的，8月份时程鹏辉已经“查询”了湘军俱乐部的收购价，短信上“四百万元”的字样让人相信不选择湘军不是价格问题。“湘军没有梯队，就是一支一线队，而且矛盾太多”，但是选择延边有三个主要有利的方面，一是当地球市很好，经营还有上升的空间；二是州政府的支持；三是梯队的培养非常好。在这三方利好之下，程鹏辉也把谈判导入了自己的轨道，但消息走漏之后一切开始不顺利了，他的被动当然是来自当地人知情后的不适和反弹，球迷都找上门来了，教练和队员们也都人心惶惶。当年绿城收购的时候可是到了签约后才公布的，可他这么快就被“出卖”了。

　　之前传出的多方资金欲涉足延边的消息，让程鹏辉感觉很有压力，但10月30日这天下午，在要和他“争夺”延边的邓建国委托了他旗下赤水河公司在吉林的代表陈立新，来谈球队球衣广告赞助和合作事宜时，他稍微安心了点，邓的目的不是收购球队。

　　“问题不大，关键如何合作，方式很重要”，程鹏辉在排除了邓建国也来收购的可能后这样说。这样他能腾出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情，10月29日和11月1日下午，程鹏辉两次秘密地约见了高珲，这个一早被媒体报道要被弃用的现任主帅。谈话中透露的信息是，程鹏辉的重组计划里，高珲并不是延边主帅的惟一选择，程鹏辉在会谈中向高珲承诺“主场肯定留在延边”，但程鹏辉向记者表示“我没有承诺高珲是下赛季的主教练”，而在此敏感时刻，程鹏辉对高珲说：“我们考虑问题都是为了队伍好。”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于是两人在这一个天气转暖的下午，关于球队的谈话十分机械。高珲并没有问及谈判的进展，毕竟在没有转让前，高珲的领导还是那个不知身在何处的梁昌浩，程鹏辉的身份也并不明确。高珲说球队11月14日集中，12月赴海南集训，程鹏辉说外援的投入是300万，高珲说如果是两个外援我希望是中前场，如果是三个三条线上各补充一个，程鹏辉说这300万还包括内援的引进，高珲说如果没有好的内援这批人就够了……显然这是完全公事化的谈话，尽管他们手里握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杯，在一个小时后，谈话结束，程鹏辉重新回到房间。

　　第三次出山，第三次手术？

　　1日下午程鹏辉像预料中那样没有在延吉“见到”梁昌浩，但是他却在五天里尽力在理顺州领导、球队、主教练、球迷等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签约前必须要做的功课。在与延边当地各方的接触或者说交战中，程鹏辉至少没有乱了方寸，可是将来工作的开展究竟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下午4点他在房间给酒店售票处打电话买一张当晚回北京的机票，售票点很快就回复“票只剩头等舱的座位了”，程鹏辉说“那也要一张”，拿到这张票价1700元的头等舱机票时，程鹏辉说：“这都可以飞到海口了。”

　　海口，是程鹏辉足球生涯里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我两次下课了，我太想在延边重新证明自己了。”在去机场之前，程鹏辉聊起了两次下课，第一次是在重庆力帆夺得

　　程鹏辉期望自己的第三次出山有着异乎寻常的期盼，他希望能重新在圈里站起来，他笑着说：“我还要我程鹏辉这张脸的，别让人最后看扁了我”，他不想再动“第三次手术”。在决定收购延边俱乐部前，他给郎效农打来电话介绍了有关情况，郎效农询问了资金落实的问题，程鹏辉的回答是“绝对能有保证”，但同时还是对“资金来源”只字未露。

　　程鹏辉自认在经营上是“有办法的”，他点燃一支“中华”，说起了自己的两件最划算的买卖。一是在重庆只花了八万元就买了四名当时降级的红岩队员，其中有魏新和罗笛，两年后，这8万已经成了300万元。第二件事，则是2000年以2300万元买下了辽青，“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随后南京有有2300万元买下了辽青，可是程鹏辉留下了王霄、杨威、王新欣、徐亮、陈兴和张永海，熟悉行情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笔巨额“利润”，而现在遇到的一切让程鹏辉眼前的一切很模糊，他甚至有点委屈，自己等于是来开发延边足球的啊。

　　短暂的失神后程鹏辉起身赶往机场，他只是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物。最后到洗手间里，程鹏辉拿出来的洗漱包上赫然印着“辽宁足球俱乐部”，他至少已经用了两年，而或许不久他将换上印着“延边足球俱乐部”的新包。这个房间已经被他包租了一个月，他的两个大旅行箱寂寞地被摆放在写字桌下，当主人再回来的时候，房间还会热闹起来，当然也包括延边足球。

　　州里来了入侵者

　　延边，观念让足球拐弯

　　当一支球队可能面对生存状态的根本改变时，相关的人都会采取行动。3日下午，一位中年女球迷涕泪交加地抱住了吕枫，因为四川冠城，很可能上演“出四川记”。同时在3000公里之外，重出江湖的程鹏辉收购延边的脚步莫名其妙变得缓慢甚至停顿下来，须知这次收购，很容易让延边人想起那次著名的迁徙——到浙江绿城之后，他们不但失去了熟悉的冰冷空气和乡音，而清洗也时时突如其来。何况，这还不仅仅是涉及球员的事，收购之后，管理权利会放在谁手里，或者剩多少放在现有管理者手里？

　　简而言之，延边足球正在市场化的大门困惑不前，因为这可能改变球员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计地触动现有管理者；而四川，球员正在担心一旦失去市场化，也就是遭到托管之后，命运将会如何不堪忍受。四川和延边正在进行两个逆向担忧，组装成为中国足球的喜剧。不过，四川对延边而言拥有更长、更为成熟的职业化市场化实践，所以他们的担忧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延边足球第一次和市场化的接触最后就以背井离乡而告终结，让当地足球人心有余悸。他们视一次新的收购若洪水猛兽可以理解。但不可否认，在当地没有更丰厚可资助延边足球飞黄腾达能量注入的情况下，延边需要外来力量，必须面对市场。

　　观念的冲突在足球中并非中国独有。在

　　人的观念将会决定延边足球的走向，在中国国家队刚刚输给朝鲜队的这个晚上，我们再来指点延边足球的未来实在有点忽视他们固有的坚韧。这样的坚韧最好是体现在对于久违事物的大胆尝试上。也就是说，延边人有足够的足球天赋，也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接受更现代的足球管理模式。就像希丁克为韩国国家队踢出传球时后辈要喊“黄善洪大哥，请接好！”的习惯一样，一种无畏和豁达，有希望在资方和延边足球的共同沟通下，得到现实印证。

　　观念一直都在决定足球行业的人们是如何控制局面的，最近报纸都在转载浙江台州交警某大队长带队“围剿”一家报社，并且把该报副总编揪出办公室打出大便一事。殊不知2001年十强赛中国足协，也让沈阳的警察同志搜捕在附近高楼上观看国足封闭训练的记者——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足球一直不是“国家安全”，而是生意，墨守成规闭门造车，一个也不是这生意的信条。(吴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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