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
“中国足球又到了十字路口。”朱琪林说，从20年前的政府办足球到现在的企业办足球，企业经营状态的好坏与经理人是否懂足球都直接影响球队的生存。据悉，目前中超俱乐部经理人大多数都是从所属的国企、民企“空降”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没有足球行业的经营管理背景，甚至有这样的段子流传，某俱乐部老总给球队教练发短信，云：“下场要全部派新球员上场，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而这样的特色从始至终贯穿整个中国足球联赛。因为企业在俱乐部的权利过大，教练员的去留几乎成为走马灯。国内执教超过三年的极少，最短的甚至只有20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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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09日
“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郎效农说，“一些官员进入足球领域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没有头绪。”如同当年坚决反对向朝鲜足球学习一样，老郎一直坚信足球应该向前看。“对行政管理足球的迷恋，而没有意识到改革和发展的责任，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郎效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足球期待真正管办分离的那一天。”
2013年03月27日
“日本有数万青少年在巴西练足球，很多都是七八的娃娃队，而我们的队员送出去时年龄都大了。”瞿郁明表示，中国足球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所有的投入都在一线队，竞技指标、老板的个人爱好、政府工程，唯独没有好好考虑足球的发展规律。他认为韦迪的离任对中国足球是一个损失。“他刚刚悟出足球这个项目应该怎么搞。”瞿郁明说，“他从水上中心来到足协，当时想法也很天真，‘我在水上中心拿了多少块金牌，足球对我来说不是简单多了！’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要想把足球抓好应该做哪些事。”
2012年末
活跃在中超里的俱乐部，不管背后仰仗的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企业老板喜欢足球他就愿意投资足球。“这直接导致一个俱乐部和球队生存有老板喜恶的明显印记。”沈强认为，这个现状偏离了足球技术与足球产业发展的规律。能否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沈强认为，作为一张城市名片的足球俱乐部，在体现公益价值的同时，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既然一个地方的足球俱乐部承担着公益性等社会责任，同时又无法实现自我盈利，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沈强说。
2012年
高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俱乐部能够上市。”而这也是高潮作为一个俱乐部运营管理者的梦想。“上市以后，我们会融到更多的资金，注入到俱乐部的发展中来，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他说。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运营的足球俱乐部与国外的上市同行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收入模式、管理模式等。高潮对于运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信集团的投资理念是如何从‘道德的制高点’来看足球投入。除了对职业联赛一队的投入，有没有做出对中国足球发展有利的投入，是他们所看重的。”
2012年12月
新上任的俱乐部总经理张卫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降级现实对球员心态有影响没关系，我们会积极引导队员调整。俱乐部团队也会不断给球队带来信心。”曾有一种批评认为，建业降级，是因为俱乐部弃用权威专家“中超之父”郎效农，转而让不懂足球的朱红亮任俱乐部总经理。接替朱红亮的现任总经理张卫军否认称：“可能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并不只有这一个因素。造成降级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包括主教练的选定、教练团队的配合、引援等因素。”
2013年
刘军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状况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负过重。”他表示，“政府现在完全把我们当成一个市场化的企业看待，从管理到税费，完全按照普通公司的标准。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据不完全统计，俱乐部每年上缴的包括营业税、个调税等多项税收占到母公司投入的近1/3。“国信投资足球俱乐部，是想为百姓做点事，想为江苏足球发展出点力，绝非出于盈利目的。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还要承担如此繁重的赋税，这有些不合理。”刘军坦言，“中国职业足球需要松绑，国家应该给予俱乐部一些相对特殊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给俱乐部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坏境，才有利于推动足球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