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会议上的五项提案以及正式会议后抛向足协的四大决议实际上在众投资人的肚子了早已烂熟，并非二次投资人大会后才产生的新鲜想法，而真正的“新鲜货”———“驳阎声明”，却在国足17日要与中国香港队决定出线与否的关键一役的考虑下临时被改革军师张曙光“鼓劲、减压、宽容”的六字方针所取代。会后，实德俱乐部的一位代表表示，“这些决议的确在很长时间以前，甚至在第一次投资人联席会议时便已经产生，我们也不是说每一次会议都要拿出一份完全有别与以往的新决议出来，这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这四项决议要
更为具体，更加明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目标。”而改革派首脑徐明也表示“明确方向，意义重大。”
无论是《要求足协公布历年财务状况》，《中超改革小组构成及表决程序的建议》，还是《组织专家研讨会》和《如何正确理解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早在一次革命之时就已经在徐明、张海等人的脑子形成。就当外界普遍认为革命党人被足协镇压或是招安时，徐明、张海等人却一直在北京知春路13号的实德大厦内商讨下一步的改革计划。而实德俱乐部的高层领导们也一直在夜以继日地继续着辛苦的工作。在大约一个多星期前，当有记者采访深圳俱乐部董事长张海时，张海便对记者说：“其实你们作为报道此事的媒体工作者，也应该多研究一下我们抛出的提案。我们的改革方案是完全符合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协章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在网上也能查到国际足联的章程，你们也可以去看看上面的第71条是怎么写的。网上可以查到的资料很全，英文的、中文的，应有尽有。”而还有记者透露，在10月26日投资人大会后，阎世铎公开发表“阎四点”之时，大连实德集团的企划总监元万中便曾向记者表示，“我们都是搞实体、搞经济的。要改革，是因为投资人、俱乐部在中国足球现有的恶劣环境下身受其害，不得不呼吁改革，但实际上单单是靠我们这些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理论高度上的专家、学者来一起探讨中国足球的改革大计，甚至还要包括新闻媒体和球迷。”显然，这些一次革命时产生的想法在不到短短的两周中，便成了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革命纲领。想法一经过论证便很快地形成决议，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讨论会将会邀请国内外政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组织学、国际职业联赛方面的专家以及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理论人士等多方面、多学科的各路精英来参加。改革派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早在11月5、6日时，实德方面便公开表态反对中国足协改革小组的5＋2模式，在当时便认为这不过是足协耍的一种花枪罢了，因为很明显，这会淹没改革派的声音。而至于为足协公开财务列出时间表，最早在徐明的13份文件中便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但这一次却是在常规的弹道导弹上装上了核弹头———司法介入。并且直接告诉足协，不要在我们面前打哈哈，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正像张海所说的那样，“我们要的是商务运作上的系列报表，像现金流量表、盈亏损益表、资金负债表等等，以及与代理公司合同的细节披露等等。不要再谈什么财务预算，这样的说法都太过搞笑。”而另一位代表则说的更为直接，“这事没得商量，这是原则问题。我们投资人年年都往里投了那么多钱，到头来，自己的钱都花到哪去，挣了多少都不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吗！”
可以这样讲，长隆会议的四项决议比起当初的13份文件以及8项决议更为具体和细致，也更加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斗争方向。甚至于一旦足协单方面无理拒绝后的应对和解决方式，众投资人都仔仔细细地考虑过了。因此从影响力和冲击力来说，二次会议比起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比起来，对于媒体来说比起四项决议更有冲击力的“驳阎声明”却在会议上被暂时地隐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张曙光的六字方针。阎世铎最近在央视一系列的讲话大大激怒了革命党人，11月7日时，有代表便曾气愤地表示要最短的时间内搜集阎世铎的所有“劣迹”，并对阎世铎讲话中所有的谬论都一一摘出，并一条条地予以回击———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工作———在改革派看来，老阎四年内不但“劣迹斑斑”，而且讲话中破绽百出，“轻轻松松就可以找出一大堆，而且几乎每一项都暴露出老阎在经济、法律甚至政治上的无知。”
不过，这样一份“重磅炸弹”最终还是被暂时地隐藏起来，这主要是考虑到国足目前濒死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投资人不愿成为中国足球的罪人。正像一位老总说道：“我们不想给国足添乱，也不想像小孩子一样骂来骂去———这没什么意思。我们希望足协能够拿出改革的诚意来，同时也尊重我们投资人的改革决心和热情。”
作者：特约记者夏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