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我不想再跟人谈足球的事儿了，像是没有合适的人。我会说，和不懂球的人谈，对方觉得你是“专家”，太懂，这个话题就索然无味了；和懂足球的人谈，大家晓得彼此的这点货色，都是报纸上看来的，弄得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遂禁声。

　　就一个人回忆，还是有了发现，原来最好的足球，就是球员踢出来的，跟教练基本不搭界。最臭的球，也是球员踢出来的，也跟教练不搭界。贝利的球颇好，克鲁伊夫的球好，普拉蒂尼的球好，鲁梅尼格的球好，我们也就记住了他们，至于他们的教练，基本可以忽略；而他们自己当了教练，实在也好不到哪里，贝利是晓得这个理儿的，索性连教练的活儿也懒得做。必须承认，我们对足球的特殊爱好，是肯定要超出对一个皮球的意思的，其间，就是因为有许多踢出好球的活人。正是他们，将我们和足球真正联系在一起的。

　　但在不知不觉中，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的区别，就像自行车和坦克车的区别一样大。当我们看到一些经典的足球赛事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经典的大师之作，对足球的看法就先被固定下来了。随后就有点沮丧。这种效果是，让看足球的人惊喜，让踢足球的人害怕。

　　这一点与写小说颇像。大师的作品是有吓人的效果的，你明明知道是有套路的，但套路是大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场白是经典的：“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雷奥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先是觉着极端精美，颇见气质，后又觉着不过如此，有何操练不起来的。在中国文坛，这些句式不知不觉都曾被套用和发挥，就像在中国足坛，也盛行352、532、442什么的阵式一般，但弄着弄着，就要跌跌撞撞，就要豁边。

　　由此，米卢到中国当然需要时间来大量考察队员，他是在淘，他也许相信，用11部自行车的零部件，是可以装配出一部坦克车的。“许多年之后，面对韩国队，米卢蒂诺维奇主教练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的那个遥远的北京工体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