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叶利钦退出俄罗斯政坛时，那些曾被他炮击过的国会议员们没有把他送上专制者的被告席，而是允许这位老人在莫斯科的乡下安静地度过晚年。然而就在几十年前，整个苏联都生活在恐怖之中，善良的人们被枪毙被流放，只是因为他们或许与领袖斯大林持有不同的政见。

　　任何一个严肃的足球评论员都认同并渴望普遍意义上的宽容精神，作为他们主体的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曾被不宽容的历史折磨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企盼更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希望在特立独行的同时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出现差错时得到最温暖的包容。我只是怀疑，当他们中的有些人拿起批判的笔针砭足坛时弊的时候，是否丧失了自己也曾深深眷恋的这种精神。

　　上个星期，辽宁队曲乐恒遭遇车祸，面临着终生瘫痪的危险。霍顿在一篇评论中写道：“面对曲乐恒的悲剧，任何足球比赛的结果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倒霉的不是曲乐恒，善良的人们也会为伤者送去关心和安慰。事故发生后，以“肇事者”张玉宁为首的辽宁众队员发誓把胜利献给小妹。后来演出了一场悲壮的辽宁保卫战。然而，一些尚处在“泡吧情结”中的评论员，却在苦苦演绎车中神秘女郎的故事，寻觅张玉宁事先酗酒的证据，甚至暗示李金羽进球后带着哭腔的表白含有做秀成分。也许中国足球运动员中确有几个酒鬼、嫖客和演员，但曲乐恒人都瘫了，张玉宁几次被车祸噩梦惊醒，李金羽打了无数门框终于为辽宁球迷奉献了今年第一粒进球，亲爱的作者，就请你笔下留情，原谅这几个上帝都能原谅的年轻人吧！

　　上海浦东队盖达拖着一条病腿，在对广州太阳神队的比赛中射入致胜一球，七轮联赛中打入六球，为浦东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比赛中，他也因嘴里话多被裁判出示了本赛季的第三张黄牌，将在对成都五牛队的比赛中停赛。翻开赛后第二天的一张上海大报，看不见表扬盖达的只言片语，却有一篇声讨盖达的檄文。文章借用浦东队一些队员的话对盖达展开了大批判，批评他太骄傲，目无纪律，敦请霍顿主动停他几场比赛，杀杀他的威风。盖达其实是个敦厚老实的非洲人，在队里很受大家欢迎，赛后为这个黄牌后悔得差点哭出来，但读者看了这个报道，非以为盖达是个恶棍不可。我并不反对作者一针见血地反映问题，但你起码要给人家个五五开，别把毛病扩大化，优点缩小化，这样批评就有点太狠了。

　　中国足协元老马克坚退休后，郎效农成了中国职业联赛的大管家。老郎在足球界清廉得出名，我曾套用他的话讥笑他“水至清则无鱼”，说他一个人“白”就看不见周围的“黑”。他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把职业联赛当成了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1997年底，当假球黑哨第一次被大范围曝光的时候，老郎曾痛苦地对我说：“真要是这么严重，咱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呀！”去年渝沈之战当天，我陪老郎在中国足协值班。为了看到七场比赛的情况，足协七台电视机同时打开，而老郎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渝沈之战这台电视前……面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个似是而非的“污点”，老郎在感情上都会像任何一个普通球迷那样焦急和痛苦，但在理智上，他必须耐心地寻找铁的证据。老郎提出“证据说”后，遭到了一些舆论和球迷的冷嘲热讽。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从“效农”改作“小农”加以挖苦。在足协这几年，我总是感觉一些媒体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好像中国足协和广大球迷之间出现了阶级矛盾似的，足协的领导无论好坏，只要你是当官的，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你。你可曾想过，这种革命性的批判精神也可能误伤好人呢？

　　几周前看到辽宁球迷群情激愤地喊老帅张引下课，辽小虎开局不利，人们就忘了几个月前张引差点儿把辽宁队变成中国的凯撒斯劳腾。在足球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培养出了辽宁几代球星、去年还被人称为教父的张引突然变成了人见人骂的牛鬼蛇神。看着他被人民群众激动叫骂的镜头，我忽然联想起文革时几大元帅被红卫兵批斗的情景，这两个电视镜头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不禁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某些人，是不是总喜欢苛求别人，是不是从根本上就缺少宽容的性格，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激发出不满与怨恨？

　　我只是觉得，足球也罢，人生也罢，宽容和批判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