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队在亚青赛上几乎原汁原味地复制了国家队在亚洲杯上的故事，即勇战老对手韩国队的过程和结果让国人兴奋不已，但在代表现今亚洲足坛最高水平的日本队面前，除了勇气依然可嘉外，在技战术能力方面的差距、尤其是在发展取向上的落伍令人忧虑。

　　或许是被韩国人“压迫”得太久、太郁闷，所以当中青队首战一球击败韩国队时，引来无数球迷竞相欢呼。然而，透过韩国队在近几年各类国际比赛中的作为不难看出，韩国足球的辉煌时代已过去，已不值得中国足球界推崇和效仿了。“韩国病”的根源不在于某个教练的能力不行和某一代球员的素质低下，而是长期以来坚持偏重精神、拼抢和体能，忽视技术、意识这一发展误区结出的苦果。对中国足球来说，从1998年起，霍氏国家队国奥队就完全有能力有机会赢一回韩国队，迟至今日才由19岁以下的青年队来改写二十年不胜韩的耻辱纪录并不值得过分欢呼。

　　何况，理智的球迷期望看到的是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太在乎对某个队的某一场胜利，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是拼劲、身体条件和体能状况等单项指标的改善，应该是以技战术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的升级。说白了，中国足球仍在走韩国人的老路，但是凭借那三板斧，韩国人可以在尚处于蒙昧时代的亚洲足坛潇洒一时，后起的中国队再走这条路，在新兴的强队日本和传统的强队伊朗的夹缝中就难有出头之日。

　　就像亚洲杯上的中国国家队，中青队表现最佳的也是一名前锋(曲波)和一位门将(安崎)，这多少反衬了中国足球整体技战术含量的贫乏。首战韩国队后，人们一度产生了中国青年足球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的错觉，但其后的比赛，从打孱弱的巴基斯坦到对抗强悍的伊朗，中青队凸现了多方面的缺陷，这支被称为“黄金一代”的青年军，尽管确实拥有不少有实力的新锐，但并无力改变中国青年足球持续数年的在亚洲地位下滑的趋势。

　　对此，沈祥福承受了很大压力，应该说，谦虚、勤奋、好学的沈祥福是新一代本土教练的佼佼者，但从阵容打法、临场指挥等方面看，祥福驾驭这样的球队有些吃力，因此，尽管中青队取得了第三名的不错名次并获得世青赛资格，但还是应该让高水平的、对训练青少年球队很有研究的外籍教练挂帅。其实，中国足协本来就不该选择性格比较焦躁又对胜负过于在乎的沈祥福担任中青队主帅。

　　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亚洲杯到亚青赛，如果不太在意其中的胜胜负负，也不过分褒扬那本来就该具备的拼搏精神，中国足球更该做的反思是是否该换种活法？当年沈祥福是一名以技术见长的优秀球员，中青队的主要成员也属于技巧型风格，但何以对巴基斯坦这类弱队，中青队也显现不出多大的技术优势，而对强队，更是失误累累，中场完全失控，只能打长传反击。究其原因，突击抓斗志、体能、身体等韩国人的强项相对来说易于见效，而抓技术、意识、灵气则极为不易。所以自从九十年代中期徐根宝举起“抢逼围”大旗并大获成功后，甲A各队纷纷走上这一出成绩的“捷径”，导致球员的身体条件越来越好，技术却越来越粗糙；比赛作风强硬得近似粗野，创造力和灵活性则每况愈下，战术打法也越来越简单和雷同。

　　在这样的氛围下浸淫数年，使得像沈祥福这样的技术型教练所带领的球队也鲜有技术味，因为拥有良好技术底蕴的球员既少，那种讲究技术的打法在国内更是没有市场。所以，继亚洲杯上的杨晨和江津后，前锋曲波和门将安崎再次成为孤胆英雄实际上不是好事，只能说是一种无奈。

　　九十年代初，日本足球界花巨资请来济科、法尔考等技术大师和旺热等欧洲拉丁派名帅。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日本足球放弃了“以韩制韩”的发展取向，坚定地走上了技术足球之道。于是，不论是外籍教练统帅的国家队还是本土教练指挥的国青队，日本人踢球的路子完全是“新日本风格”，显然，日本足球已根植于技术的土壤。今后，随着身体条件的改善、对抗能力的强化和大赛经验的丰富，过去所看不起、确实也不是我们对手的日本队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是中国足球最难击败的亚洲劲敌。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足球在逐渐扭转对韩作战连年“赤字”记录的同时，对日战绩却明显恶化。这一现实不知能否使足球界摆脱“韩国情结”，转而更虚心深入地研究并借鉴日本足球崛起的经验。 ★本报评论员 周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