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
对于中国足球的革命提出某些质疑或者怀疑并不代表着绝对的拒绝革命。在任何历史时期，从任何层面角度上讲，除非到了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总是一种主观或者客观的需要。
在我此前关于中国足球革命的所有评论中，从来没有一次表达过类似“中国足球根本不需要革命”的观点。
我真正担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姑且相信有一天中国足球的革命成功了，但却最终演绎为一场“李自成式”的革命结果，革命的属性自然可以确定，但革命的“苍白属性”同样不可更改。
所以，在关注革命进展的同时，我也关注着“是谁在革命”以及“是谁在怎么革命”的问题。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好比你关心一部大片的同时，你不可能不关心其中谁是主角又主演的什么角色吧。
我对于中国足球革命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革命者的不信任。比如，作为革命者的导火索或者革命者之一的某国有大企业，10年来乃至其更悠久的历史中，自身就时时体现着一种极端自以为是的官僚作风、长官意志，如果你让我确信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在未来取缔被斥为官僚作风、长官意志严重的中国足协，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开明而英明的领导者，那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体制是一个问题，甚至永远都是问题。没有人会放弃对先进体制的渴望和幻想，但并不代表体制可以解决一切。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足球的积怨直至对于中国足协的愤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体制不力”也许是其中的一条，但可能是第20条开外的一条；在其之前应该有：国字号球队战绩不佳；中国职业联赛水平停滞不前；联赛中假球黑哨赌球现象普遍；中国职业球员拿着高薪不干人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单纯的一场革命是不是就能够彻底改变上述种种。
我强调革命应当以人格的提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基于中国足球从业者人格的低下是中国足球沦落到如今惨淡与混乱的罪魁祸首的判断。
过去11年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现实也是如此，“人祸”大于“天灾”。任何一名记者所谓一线记者更不用说了完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从事着中国足球这个行业。
低下的人格不提高，丑恶的事情就随时层出不穷。用体制改变人格不是说不可能，但作用的大小不敢奢望。举一个和足球记者更贴近的例子，相比于以往目前绝大多数的体育足球媒体早已经彻底变革了自身的运行体制，但内部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产生的严重内耗以及在受众读者眼中形象每况愈下的状况，又真正改变了多少呢？至少我看不出媒体新旧的两种体制对于约束类似“假新闻的诞生”有着什么截然不同的作用。
我强调中国足球的人格，但从来没有说“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中国足协主席”这样的推理未免有些太牵强刻意了吧？，但我还真是希望有一些真正懂足球、懂市场、懂管理同时又具备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高尚人格的人，能成为中国足球的领导者，目的在于能够以一颗公心、一份公正以确保所有先进体制的功用最大限度地落实体现。
如果你一定要说那些曾经给裁判送过黑钱、曾经联手大打默契球、曾经对球队中几个大牌球员都不敢痛下杀手的人，同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事业领导者，那么我无从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