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足协在10年甲A结束时，慎重一点，认真一点去做个总结，拿出责己严、责人宽的态度，敢于自贬三级，那么，俱乐部也会上行下效地去思索一些问题。

　　●细细回味，米卢能抓住中国球员的症结，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办法去化解紧张和压力。其实米卢教给我们的是足球的特质和文化，这才真正是高人。

　　●假如米卢的快乐足球就是足协领导所说的对三从一大的轻视和践踏的话，那就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好好想想，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中国足协在政策研究上立了不少法规，但其中有许多法规本身就不科学，甚至本身就违反宪法原则。有些做法更是违法。如中国足协调查组去查俱乐部的账，这本身就不符合法律程序，据说调查组中还有律师。

　　中国足球改革，一年调研，一年试运行，10年甲A联赛，弹指一挥间。从2004年起，中超登场，概念变了，名称换了。是水到渠成，还是揠苗助长，还需冷静地分析一下，算做对10年甲A做个总结，也算为明年开始的中超做个前瞻与估量。

　　杨一民总结：

　　六大成绩，三个问题，一组数字——

　　10年来共有127个职业俱乐部参与，比赛场次达3024场；

　　4695万人次现场观赛，俱乐部年总收入达7亿多元；

　　俱乐部转让32次，7家降级后解散，球队55次更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数字展开来读，能读出些什么内容呢？

　　第一组数字当然是足球改革的成绩。中国足协老主席年维泗在1990年足球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球迷都被我们自己打跑了，中国足球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局面，什么时候才能把被我们打跑的球迷再打回来。”10年甲A，无疑做到了这一点，职业联赛把观众、媒体最大限度地吸引到足球项目上来，甲A联赛成了球迷的节日，无论喜、怒、哀、乐，大家都爱着足球。

　　还有一个数字是杨一民没说到的，那就是，1993年以前，中国的专职体育记者(那时很少有专职足球记者)也就几百人。而10年甲A，使全国媒体光专职足球记者就发展到七、八千人之多。这一方面说明了足球作为第一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又为媒体，当然也是为社会提供了近七千个就业机会，这当然是成绩。尽管大多数足球记者其实并不懂足球。

　　第二组数字，俱乐部年收入已达7亿多元。这个数字值得推敲。甲A俱乐部，每年各项花费累积平均得5千万元，15支甲A俱乐部累积年支出7.5亿元。而14支甲B俱乐部平均年支出2千万元，累计2.8亿元。两项叠加为10.3亿元。俱乐部年收入达7亿元，则中国足球年亏损为3亿元左右。你说它是前进中的不足也好，反正3亿元的亏损是实打实凿的。总说不上是成绩就是了。

　　要说成绩，倒是有以下几点：

　　1、中国足球队冲入世界杯决赛，圆了几代人的梦，尽管在世界杯上打得并不好。

　　2、中国球员出现在了欧洲5大联赛的赛场上，尽管人数不多，也发挥不够稳定。

　　3、青少年后备人才多了。记得1992年国奥队选拔，全国适龄备选人才一共才75人，要选25人的队伍，3个人选一个。而今天国奥队备选人才达千人，这就是成绩。尽管队员特点并不鲜明。

　　4、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搞起来了，而且有了一支纯粹大学生球队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大运会，并取得了第7的战绩。这说明足球的普及率在大大提高。

　　5、吴承瑛、祁宏等一些现役职业球员不要特殊照顾，敢于参加高考，而且考上了大学。这说明中国球员有了提高自身文化水准的追求和勇气。

　　6、以央视为首的电视台，原来都多多少少地托大，认为花钱转播足球比赛是天方夜谭。今天，它们都要购买电视转播权。

　　7、上海电视台敢于打破央视的垄断，买断中超3年的电视转播权。这是大进步，与第6条一样，是市场经济环境使然，也使中国足球产业的开发看到了一点市场规律的作用。

　　8、司法介入了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使中国足球改革看到了些法制的影子。

　　当然，成绩还有许多，如中国女足给国人带来过欣喜与悲伤，但她们的精神和成绩、水平，的确一度领先于世界。

　　至于杨一民谈到的三个问题，第一，俱乐部管理不规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这其实是个不够公正的结论。

　　因为中国足协，乃至体育总局的管理就不够规范。因为协会制改革并不彻底，一批人马两块牌子，使所谓的协会实际上完全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体制不彻度改变，机制就无法合理。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规律，管理多于服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种上行下效的现象不是俱乐部一方的责任。如果中国足协在10年甲A结束时，慎重一点，认真一点去做个总结，拿出责己严、责人宽的态度，敢于自贬三级，那么，俱乐部也会上行下效地去思索一些问题。

　　说到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其实根子在足协和体育总局。这个毛病是众媒体和大多数国人多年来的共识，全推到下面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官本位的概念一时一刻也没有从足协、总局领导头脑中消失。

　　说到第二个问题：联赛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时的训练水平。三从一大的原则……反而受到了轻视和践踏。

　　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比赛水平取决于训练，这是真理。邵佳一在德国训练就深有体会。平时每天不到两小时的训练，其强度远远超过一场比赛，因此，队员认为比赛倒显得轻松。心态上便不会急躁，水平就有利于发挥。

　　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无疑是对的，关键要看如何去理解和掌握。假如我们不顾足球的个性，单纯要求训练时数，每堂课训练3个小时，这就违反了足球的规律。排球比赛没有身体接触，没有无氧状态，比赛没有时间限制，可能打满5局就要两个多小时，所以平时训练每堂课3个小时是可以的。

　　但足球比赛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无氧状态，有激烈的身体对抗，比赛时间就是90分钟。欧洲、南美职业球队的日常训练就是1个半小时一堂课。目的是让队员在90分钟内施放全部体能和力量。之所以比赛是90分钟是依据人体的耐受程度制定的，这是科学。

　　如果我们单纯强调训练时数，长期以来每堂训练课3小时，那球员出于保护自己，就会将体能分配到180分钟内消耗。长此以往，在比赛时，就不会在90分钟内施放全部体能，只能施放一半儿。我们以一半儿体能对别人的全部，您说我们能打赢吗？

　　米卢执教国家队，提倡快乐足球，他的训练量几乎是历届国家队最轻的，可他率领国足出线了，而且十强赛自始至终，中国队都保持着高昂的状态。这个事实是不能用抽了个好签去掩盖的。

　　近日与金志扬教练聊天，他从心里发出了感慨：“米卢是个高人，他不像施拉普纳，也不像霍顿。前者教你爱国主义、勇往直前；霍顿则教你怎么打4-4-2，如何理解4-4-2战术。而米卢似乎什么也没教，却在轻松自信的氛围内率领中国足球冲了出去。这绝非偶然，也不是说抽了个好签，赶上个好机会，谁都能成功的。细细回味，米卢能抓住中国球员的症结，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办法去化解紧张和压力。其实米卢教给我们的是足球的特质和文化，这才真正是高人。”

　　世界杯后的反思，许多人大批特批快乐足球，而且是用僵化理解的三从一大的原则去批米卢，这其实是过不上招的乱批。就像风清扬与无名鼠辈论剑，怎么说也说不明白一样。假如米卢的快乐足球就是足协领导所说的对三从一大的轻视和践踏的话，那就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好好想想，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第三个问题说是俱乐部在政策与行规研究上滞后。这的确是事实，中国的所谓职业俱乐部在政策上过于随意，老板颐指气使，朝令夕改，想奖就是几百万，想罚就随意拖欠工资奖金……问题的确不少。如果单单是《十年甲A——俱乐部篇》可以这样说，但杨一民总结的是10年甲A，并非单指俱乐部，那10年甲A中国足协、地方足协不能排除在外。

　　中国足协在政策研究上立了不少法规，但其中有许多法规本身就不科学，甚至本身就违反宪法原则。有些做法更是违法。如中国足协调查组去查俱乐部的账，这本身就不符合法律程序，据说调查组中还有律师。

　　至于对行规的研究滞后，更是张冠李戴。行规的研究和颁布应是中国足协或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事儿，俱乐部只是执行而已。首先，职业化十年了，至今尚无一个中国足球行会代表组织职业足球联盟。这在所有开展职业足球的国家尚属仅见。没有行会组织制定、研究行会规则，这本不是俱乐部的事情。如果说中国足协越俎代庖，制定了规则，而俱乐部理解不力、执行不力，这里很大程度上有行规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因为一个性质上完全的行政机构并不等同于协会。性质不同，责、权、利不同，规则当然也不同。足协本来是以服务俱乐部为根本出发点制定行规。可10年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及管理办法，不少是以足协或管理中心或说是总局的利益、好恶为出发点的，这样的行规，人家当然不爱执行或碍难从命了。

　　至于地方足协，简直就夹在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之间，徒有其名，更别说发挥什么作用了。因此，杨一民在总结成绩时说，推进了协会制，实在是太勉强了，恐怕协会的实际作用，他自己都不信。

　　提出不同意见，其实是爱护中国足球，关心中国足球，希望中国足球有更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份草率的、推卸责任的总结，人们感到既不严肃，也不客观。成绩也没说透，问题不敢碰。这实在不像一个有10年实践经验的大国足协所做的总结。水平不够，风度更不够，如此下去，中国足球前景当然也不会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