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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习惯于做作地称之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在凝视米卢离开的背影时，我们完全得不出相似的结论。米卢走了，但米卢所在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从2000年1月到2002年7月之间的难以概括的两年半时间里，所谓的“米卢时代”并不存在，他只是一个被误读的人，而我们也只是赢得过一次错误的胜利。
在北京的细雨中，米卢孤单地乘坐出租车离开，他给中国足球留下的，是一堆琐碎
的不可复制的经验、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成功、一些绯闻、一些纠葛甚至一个商业案例，但惟独而致命的，不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模式。
在他身后，所谓的反思浪潮并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中国足球的急功近利、孤陋寡闻的时代仍将延续，偶发和凌乱将一如既往。
在足球媒体工作的日子里，我多次设想过“别了，米卢蒂诺维奇”这一标题，就像《时代周刊》制作告别乔丹的特稿一样，用大约4000字的篇幅说尽一个人物的意义，呈现一个人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在米卢离去之前，我就已经离开了足球媒体，用4000字告别米卢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关于原因，我可以只说一句：如果你喜欢足球，或者说，你喜欢健康的、上进的、优秀的事物，那么你就会心生厌倦。
在诸多关于米卢的贡献的分析中，有一句差不多是米卢对中国足球的开场白般的话：“足球是简单的”，由于太简单，而被我们忽略了。一直以来，米卢暗地里对中国球员的素质很不满意，他喜欢的是美国队员那种“乐观、自信、努力”的性格。对于米卢的那句话，我觉得最直观的解释就是，“足球即性格”。没有比这更简单的道理了。
在中国足球环境中，乐观、自信、努力的性格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对比韩日的足球，以亨廷顿的理论说，这证明我们的足球文化不够优良，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米卢离去了，我们祝他好运，但是没人来祝中国足球好运。他拎着包来，拿着巨款走，而中国足球依然在第三世界，这里的愚昧无知并不因为一次韩国之行而有本质改变。
幸运的是，我们都知道，制度能够推动文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足球文化制约我们的足球成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建设来改变现状。在米卢离开、个人神话破灭的日子里，我想真正的有益的力量将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清醒的舆论推动，只有在民意推动之下，中国足球的制度问题才有可能在管理层面上得到解决。
较多地利用了中国足球而又较少被利用的米卢走了，我们还在这里，而且是必须在这里。从这个本质的角度说，我们未来的前途如何，取决于可以多快地忘记这个刚刚离去的聪明的老家伙。(蒂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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