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哲踹门的事挺有意思，钟晓哲说：“你去看看，程鹏辉办公室的门被我踹了好几脚，他想整我，没那么容易。”起因是他的手机给停了，然后是一些争风争宠的事没摆平。想像中那是很让人刺激的，街头聚殴似的。可以想见的是过几天当事人又出来否认，弄不好记者又要成被告。在足球圈里的案子，假口供和伪证翻供已经是传统，媒体经常吃哑巴亏。

　　我的感叹不是因为谁踹了谁的门，谁夺谁的功劳，我想到了姓曲的一家人。鲁迅讲过人有不同的烦恼，就是拣煤渣的和煤油大王的烦恼不太相同。比如说钟晓哲的烦恼是替辽宁“趟了一年地雷”，还让人停了手机，还有和程鹏辉平级不平级；曲家的烦恼是年轻人还能不能站立走路，还需要许多钱治疗。虽然说一个是能不能锦上添花一个是有没有雪中送炭，一个是官场权力之争一个是生存困难，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都是头等烦恼和天下大事。从这两件事上讲，人比人真得死了，货比货也要扔了。

　　踹门的事之所以让我恶心，大约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个。我不想说钟晓哲在曲乐恒这件事上有什么过错，想必他真的是替俱乐部“趟了地雷”；也不想说程鹏辉在钟前总的事情上有什么不对，一个朝代哪容得了两个皇上？我只是想说生活这东西是非常不好把握的，说到底它讲究一个平衡，也就是人办事必须有个良知的限度。在商品化的世界里，这个限度显得格外重要，人做恶事做善事最终要在自己的心里留下痕迹，早早晚晚自己寻上门来。君不见一些早年不法的大商人不停地捐款修庙，其实都是良知苏醒之后的举动，但这些人无论怎样费劲都不能真正让自己安宁，这就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毛主席教导过，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做不到，于是有了无可奈何的三七开一说。我赞同这种划分，因此在活着的时候努力做些好事。无产者可以见马克思，教徒可以上天堂，普通的人就可以死了闭眼。与中国足球人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