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雄飞：多少人梦回“5.19” 逃离工体逃不脱惩罚

　　多少人梦回“5.19”

　　-----冉雄飞

　　“5.19”二十年，中国足球一段不愿意回忆的过去，在笔者这次采访的很多当事人中，难以名状的痛苦是一个共同的感受，最为令人心酸的是，中国足球在“5。19”所犯下的

一系列错误，在最近的二十年内不断的重复，从而导致了中国足球一次次万劫不复的失败，写下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希望用历史去告诉未来。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85年5月19日的夜晚。

　　工体死一般的沉寂 ---凄凉的终场哨音

　　中港之战开始之前天气很正常，但比赛到了下半时，淅淅沥沥的雨越下越大，球迷们在中国队1：2落后的局面下心急如焚，场上的队员更是急躁，香港队门前险象环生，但足球就像是长了一双眼睛，除了在门前晃悠，他就是不滚进大门。

　　看台上七万多中国球迷开始绝望了，看台下11名中国球员开始绝望了，主教练曾雪麟睁着一双紧张的大眼，憔悴，疲惫，无助的看着依然在滚动着的黑白皮球，主席台附近的马克坚正在和警察部门交涉，商量比赛结束之后如何安全撤离，当时的马老才49岁，职位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竞赛二司足球处的调研员，负责那场比赛现场的各种协调工作。

　　“笛”，当值的主裁判终于吹响了终场的哨音，在七万多球迷观战的工人体育场，这声终场哨显得是那么的刺耳，以至于在二十年后，杨朝晖还经常有些耳鸣。看台上一片沉寂，死一般的沉寂，七万多球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多的人是在等待和积累一种情绪，“输给中国香港，这可能吗？”一个球迷狠狠的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眼泪却随着挥动的手掌掉在了地上。

　　一分多钟，七万人死一般的沉默，除开主席台上的一些外国使馆的官员开始撤离之外，整个工体唯一活动的人群是二十多个香港人，他们的替补队员在终场哨响的那一瞬间，像疯子一样的冲进了场内，香港的队员在庆祝，拥抱，高喊，他们似乎忘记了七万球迷愤怒而又无可奈何的眼睛，也许他们也不敢相信，香港队真的淘汰了1984年的亚洲杯亚军中国队。

　　“中国队，XX!”“曾雪麟，XX！”当年还没有“下课”的字眼，但工体18看台附近率先响起了愤怒的呐喊，随即京骂铺天盖地从看台的四面八方涌向了开始退场的中国队球员，玻璃瓶，水壶，小石头，球迷们开始投掷着不满，队员们木然的走着，没有人敢抬头仰望看台，北京的球迷原谅了上场的两名北京籍国脚----李辉和杨朝晖，只有当这两人走回休息室的时候，球迷们放下了他们在看台上寻觅到的那些“新式武器”，其他人则无一幸免。

　　队里最年轻的主力队员贾秀全在比赛中曾经不冷静，几位球迷站在球员退场时的通道处高声怒骂着，没想到同样一肚子火气的小贾怒不可遏，一位站在看台最低处骂人的球迷被贾秀全踢中一脚，好在助理教练戚务生赶紧拉走了冲动的小贾，免除了球队和球迷更大范围的一次冲突。现在的北京市球迷协会会长王文当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他和哥哥两人一起就站在国家队入场和退场的那个通道旁的4号看台上，目睹了比赛前后发生的一切。

　　“比赛结束瞬间工体就像一个死人的墓地，现在想起来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整个球场沉默的时间很长，那种不正常的压抑让人感觉到窒息，大家都有怨气，怎么也想不通！哥哥告诉我说，今天可能要出事，我也有那种感觉。”

　　“砸东西像是一种传染病，他让你身不由己。”

　　比赛结束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中国队全体球员躲在休息室里集体沉默，很多人不自觉的两眼噙满了泪水，马克坚好不容易和警察们商量好了“逃跑”的路线图，但碍于围在工体外围的球迷太多，他们还不敢挪窝。

　　当年的国青队队长宫磊此时坐在一两大巴车上，国青队在1985年四月份刚刚在阿联酋获得了亚青赛冠军，回到北京后他们和国家队大哥哥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大家都住在龙潭湖的运动员宿舍里，训练场地则是在国家体委院内的两块足球场内，在职业化之前，各级国家队在北京的训练，几乎都是在这里进行，目前这两块场地已经改造并铺设了档次很好的人造草皮，除了对外提供给到此来活动的球迷之外，高尔夫球迷也可以把这里当成练习场。作为观战的特殊球迷，国青队的所有成员穿着便服，坐在工体的六看台看完了比赛，但在集体回队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因为球迷们把小将们当成了国家队。

　　退场时球迷们莫名其妙的怒火在迅速蔓延，在1985年的那个年代，即使是七万多球迷看球也没有太多的治安威胁，那时候本身编制内的警察部队就不多，但只为这场比赛派来了大约一千多名警察维持秩序，因为赛前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打香港队居然会因为输球而引发中国足球历史上最灰暗的一个夜晚！

　　像王文那样的终场后安静退场的球迷太少了，更多的人在用各种方式发泄着自己的郁闷和不满，工体北门一些挂着“外国牌照”的车辆首当其冲，在那个年代，1997年回国的中国香港也是外国，当年从工体退场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从工体各个大门开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公共汽车，其二则是距离工体大约五百米外的东四十条地铁站，球迷们可以走到哪里去坐地铁离开，就在这五百多米的公路两旁，看什么都不顺眼的球迷们首先是用双脚踹倒了交警的岗亭，然后是垃圾箱，电话亭，可供读报的橱窗，凡是公用产品，马上就变成了球迷们发泄情绪的“脚下亡魂”。

　　半个小时之后，约2000名警察从北京各地抽调到工体增援，他们开始疏散球迷，在各个路口严加防备，但在几万名球迷退场的洪流中，警方的力量也显得有些“单薄”了，球迷们的情绪还在继续宣泄着，刚开始还只是喊口号，砸公共设施，随后则是马路上随便经过的一辆小汽车，还有赶来现场采访的外国多家媒体记者手中的摄像机，照相机和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都在部分球迷们逐渐失控的情绪下成为了“袭击的目标”。为了平息“5.19”引发的治安混乱，当晚被警察逮进派出所的球迷多达一百多名，部分冲动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18名球迷被处以刑事拘留，劳役和判处有期徒刑的重罚，烧了外国人汽车的一名球迷获刑最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现在已经是球迷领袖的王文，当年其身边的很多球迷都在“5。19”之后远离了中国足球，一名被判了刑的球迷现在还是痴心不改，但他从来不到工体现场，即使他开车到工体附近，他也只是坐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比赛直播，“那个年代的球迷情感很单纯，发泄情绪时可能脑子太热，5。19那天巴掌在你手上，就是身不由己，看着小汽车你的巴掌就想往上面招呼，但谁也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很多因此被处理的球迷失去了公职，没有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生活从此变得灰暗无比，他们和中国足球的那一代球员和教练一样，同样成为了‘5。19’的牺牲品，真得很可惜！”

　　最可怕的是“脸上无光”-----中国人导演了悲剧

　　1985年的那次世界杯冲击，中国队小组赛对手是香港，澳门和文莱，如果是现在，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分组形势，而在当时对于刚刚获得了亚洲杯亚军的中国队来说，小组出线似乎易如反掌，“这个分组，出线就跟白捡的一样！”那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共同的一个实力判断。

　　小组赛我们在香港客场被意外的0：0逼平，这个战绩没有引起国人的警惕，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主场，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至少2：0以上大胜！打平就是失败！”这样的论调甚至是当时还只是国家体委竞赛二司足球处的有关人员也认同，在“5。19”之前一周的5月12日，国家队在北京6：0大胜澳门队，在净胜球上中国队有了7个赢余，为了对付几天之后的香港，国家队临时从广东队招来了他们的队长王惠良，他在对澳门的比赛中以主力出场，打进一球，此实的形势是只要“打平就能出线”的结果，但中国队内外的论调并不希望事实就这样的发生。

　　那个时候的曾雪麟还是满头黑发，他手上有大批优秀的球员，但在北京备战期间先后有人给曾雪麟的国家队“配备”了20个顾问，庞大的顾问团不仅人多嘴杂，而且部分顾问还位高权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曾雪麟及其教练组正常的备战工作，“曾大爷”自己当时是想“保平争胜”，但近二十位后援团却更多的倾向于要“漂漂亮亮的赢！”最关键的是，“出主意的人太多，反而是曾大爷自己没主意了。”杨朝晖还记得当时赛前开准备会的那个中午，狭小的房间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领导，马克坚这位足球处直接抓国家队工作的官员，因为“没地方，坐不下去，最后就没有开这个会。”

　　为了这个准备会，当年的体育总局陈局长去了，副局长蔚继通(足协少壮派蔚少辉的父亲)也来了，领导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一直紧张的球员们还是有些“心理放松”，开、完准备会的下午，大约1/3的国脚没有睡午觉，他们悄悄赶到了距离训练局几百米之外天坛体育宾馆旁边的录像厅，看了几个小时的功夫片录像，当年北京刚刚开始放映港台地区拍摄的《射雕英雄传》等香港功夫录像，痴迷于“看录像”的部分球员没有把香港“放在眼里”。

　　当时的中国队已经拥有了很现代的摄录装备，香港队几场比赛的录像带他们也看了很多次，但看得怎么样？那又得另当别论了。实际上当年的香港队正值港足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七十年代末香港的职业联赛在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他们的球员有很强的实战经验，加上主教练郭家明足智多谋，而且作为南方的球队，他们显然比以北方球员为主的中国队更善于“打水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郭家明很准确地掌握了中国队的“弱点”，“如果对方不是香港队，不是中国人郭家明带队，那么就不可能有5.19，他成功地抓住了中国队的‘软肋’，在心理上我们轻视对方，但在战术上我们准备得很不充分，因为我们急于求成，我们至少要赢对手三个，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还没上场我们就背上了一大麻袋包袱，所以我说是一群中国人把中国人给制住了，那时候我们太喜欢面子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郭家明却利用我们的心理不成熟，击溃了我们。”现在经常在央视评球的杨朝晖，经常在对球迷重复“球队正常心态的重要性”。

　　两个任意球就像两把利刃，扎进了我们的心！

　　此前的中国足球已经有过了“阴沟翻船”失败经历，所以开场之后马克坚在主席台上下奔波时，心里也很紧张，看到中国队斗志昂扬，场上局面也很正常，他开始有些放心了，“那个时候在紧张，也想不到会输球，可比赛不久心就开始咚咚直跳了，”马克坚的担心，主要是因为中国队员开始出现的急躁情绪，张志德的远射石破天惊，弱队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先进一球，好在很快杨朝晖射门，李辉补射扳平比分，场上的形势依然在可以控制的局面之下。

　　左树声在上半时第35分钟被李华筠换下，因为他被香港队边后卫盯的“没脾气”，上一场打香港他在右路就被对方限制，这场曾雪麟让他去左路，没想到郭家明让那个后卫换了位置在“等”着他，下场后的左树声因为场内气氛紧张自己走到工体之外，他在雨中听到球迷们在看台上一次大声的喊叫-----为了香港队进球的喊声，“我紧张的想抽烟，但发现根本找不到，我就在雨中淋着，一直等待中国队进球的那一声呐喊，但是没有听到，该死的‘5。19’，该死的那场大雨！”那次上场是号称“拼命三郎”的左三在国家队足球生涯的最后35分钟，还有他站在场外等待进球“叫喊”的那45分钟煎熬，因为比赛结束后，以左树声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悲剧球员完成了他们在国家队的历史使命。

　　比赛结束之前两分钟，古广明右路传中，杨朝晖头球抢点攻门，但香港队门将本能的将球挡出球门，“那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攻门，也是中国队最后一次机会，但比赛就是那样，比赛结束前10分钟，当时我已经彻底绝望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身体很机械，动作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现在印象最深的是李辉拖对方球员出场的那个瞬间，好像是放慢动作电影，很多时候我一闭眼，那个镜头自己就能闪出来。”杨朝晖在1988年去了日本踢球，但他主要是为了忘记5。19。

　　二十年年后的马克坚已经69岁，现在已经退休两年有余，他在5.19之后超期服役到66岁，在自己的记忆中，马老一直把“5。19”当作一次没有醒来的梦，他宁愿就那么梦着，因为醒来就是痛苦，“那两个任意球像两把刀，一直扎在我的心里，可能在曾雪麟哪里是两颗子弹，把他的事业击得粉碎！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依靠定位球抓机会，香港在85年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教训，真的希望那只是一个梦！”

　　逃离工体----但没有逃脱失败的惩罚！

　　“我可以不搞足球了，但你们还要继续踢球。”这是曾雪麟在5.19撤离工体之前对球员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公安部门的掩护之下，中国队从工体下面的“神秘通道”走到了14和15看台之间，从哪里上车直接开回了体育局，而此时球迷依然围堵在工体的9号，10号门口的通道处，哪里是中国队撤退的正常位置。

　　当天晚上在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室值班的人事处小干部刘殿秋现在是中国足协的中层官员，他在比赛结束的当晚被二百多北京球迷打来的声讨电话骂了个“狗血淋头”，虽然早就不是一个接电话的值班员，但现在他依然清晰地记得总局的总机号是67112266，因为在“5。19”那个晚上，他几次恨不得拔掉总机的电话线。总局一个值班干部苦口婆心的“安抚和道歉”在那个晚上收效不大，随后几百名球迷就堵到了训练局门口，曾雪麟在宿舍里“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呆了整整一周多，等他终于走下楼时，他满头的白发已经让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还多。

　　逃离工体的球员没有逃脱时代的惩罚，当时因为上调国家队备战，所有队员的关系都进了国家体委训练局，等他们在两天之后就地解散回到各个原籍的时候，这些队员却全部“失业”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当年的甲级联赛，他们是无缘参加了，而且关系不在地方队之后，这些队员只能回家待业。

　　曾雪麟无疑是结果最惨的5.19人，因为情绪低落，他沉迷了很多年，爱人也在他的郁郁寡欢中“离开”了他，目前他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小型的足球俱乐部，对于中国足球的事务很少关照；在他的那批弟子中，林乐丰是所有队员公推“混得最好”的一位，他现在高据大连实德俱乐部的总经理，从事者和足球有关的工作；而在那天的上场阵容中，多数人目前都“待业在家”，虽然这些人曾经在职业足坛也打拼过一段时间，但几乎没有人能摆脱“5.19”失败的阴影。

　　附：“5.19”出场球员现在去向

　　门将：路建人，原深圳队守门员教练，现待业

　　后卫：贾秀全，原八一队，申花队，国青队主教练，现待业

　　林乐丰：大连实德总经理

　　朱波：原湖南湘军主教练，现待业

　　吕洪祥：在日本做生意，

　　中场：

　　王惠良 做生意：

　　李辉：原北京宽利主教练，云南红塔队助理教练，现待业：

　　左树声：原天津队主教练，现待业

　　林强：现改行在武汉公安系统工作

　　前锋：古广明：开足球学校

　　杨朝晖：著名足球评论员，自开足球俱乐部

　　替补：李华筠：原云南红塔队助理教练

　　赵达裕：现广东番禺益达足球学校校长，兼做体育服装生意

　　(冉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