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

　　时间是最好的润滑剂。不是吗？

　　算起来，那场轰轰烈烈的“渝沈假球案风波”仅仅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当时的群情激愤、当时的解释申辨、当时的一切的一切如今早已变得烟消云散了。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那场所谓的轩然大波只不过是中国足球江洋中掀起的小小的一簇浪花而已。我的意思是说，类似“渝沈之战”那样的事情，在此之前就曾经有过，在那之后直至今天也没有断过。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套用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文字表达这种感觉，就是：时间永是流驶，球场依旧太平；有限的几场风波在中国足坛算不了什么——以时间的流驶去洗涤旧迹，尽使留下淡淡的黑色与微漠的悲哀……

　　当然，假如我们现在能够将时间倒退回1999年的年底与2000年年初的世纪之交，我们的耳边会再次回响起重庆大田湾万众球迷“假球！假球！”的怒吼；我们的眼前会再次浮现出球场上双方球员那拙劣的攻防场面；我们会回忆起国内各家媒体上义愤填膺的指责与揭露；我们也会想起中国足协官员在一片风声鹤唳中的苦苦招架……

　　本以为联赛结束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聘请国足新任主帅的工作中去的王俊生，不得不在“假球风波”中面临两线作战了。

　　那个时候，有关王俊生即将“下课”的消息已经流传甚广，他已经不允许自己“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的情况再出现了。明摆着“渝沈之战”的最终处理结果注定无法让外界满意接受，迅速搞掂新任外籍主帅，至少可以起到一层将舆论、公众的注意力从“渝沈之战”的纠缠中转移开去的作用。这一点，王俊生显然心知肚明。

　　在与中国足协经过了初次见面的沟涌之后，12月6日，在京停留尚不足72小时的米卢蒂诺维奇便挥挥手离开了。无论从中国足协官员的口中还是米卢蒂诺维奇的嘴里，没有人可以套出双方接触过后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一切似乎都尚未可知。

　　米卢蒂诺维奇离开中国又去哪了呢？这并不需要人们再去猜测了。就在其在京期间，他已多次主动而公开地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行程——去日本东京出席国际足联在那里举行的2002年世界杯各大洲外围赛的分组抽签仪式。

　　现在回想起来，米卢蒂诺维奇让“地球人都知道了”自己下一个目的地，不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效果是使其在与中国足协的“双向选择”中占据了有利的上风。

　　在东京，作为2002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人肯定会与米卢蒂诺维奇有见面的机会。本来韩国足协有意聘请米氏出任其国奥队技术顾问的计划已昭然若揭，无形之中，中国足协不得不为韩国足协是否会借此机会抢先迎娶米卢蒂诺维奇而有了些许的担心，这种担心继而便成为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虽然，那个时候，包括德国的福格茨与首次谈判破裂的桑特拉奇似乎还是可以选择与争取的另外两个候选者。

　　实际上，米卢在京期间曾口头向中国足协表示过自己计划在当月23日前往澳门现场观看在那里举行的，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回归杯”赛——由中国国家队对垒澳门联队的比赛。目的当然是希望尽快对由金志扬临时牵头的中国队有一个感性认识。这是米卢蒂诺维奇主动向中国足协摇动的一枝“橄榄枝”，这也曾经让中国足协有了些许“一切尽在掌握”的“优越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中国足协在“优越感”与“危机感”两种感觉相互交织中，终于等到了12月23日“回归杯”赛的到来。

　　然而，在澳门热烈的赛场上，澳门联队高薪请来的克林斯曼、邓加、巴雷西三大足坛名宿如期而至，而米卢蒂诺维奇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米卢蒂诺维奇“失约”了。我猜想那个时候，米卢蒂诺维奇正在墨西哥城或者洛杉矶市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一起，等待着圣诞之夜那一美好时刻的到来。“家人是最重要的。”米卢蒂诺维奇曾经这样表达过。

　　在后来米卢蒂诺维奇执掌中国队教鞭之后，“随意性大”是其身边许多人对他的一句有感而发的共同评价。他自己制定的计划，最终往往改变甚至干脆落空。“失约澳门”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尽管那个时候人们都一致判断那是一个“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偶然”。

　　在前文中，我曾经将米卢蒂诺维奇的记忆定义为“选择性记忆”；现在，我再次抛出一个有关米卢蒂诺维奇计划的定义：“选择性落实”。

　　这种“选择性”，你可以将其归结为一种“随意性”，你也可以将其归结为一种“灵活性”。总之，它不严谨，不正规，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是“雷打不动”，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一步一个脚印……”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的理解，它是“跟着感觉走”，是“打破常规”，是“随机应变”，是“明眸喜睐”，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是“自我保护”，是“适者生存”，是“暗渡陈仓”，是“游击战术”……就是这样。

　　如果用“严谨”和“随意”去定义人，那么，人群大体可以划归为三类人——“严谨的人”、“随意的人”和“半严谨半随意的人”。一般来讲，“严谨的人”更容易为其他人接受；而“随意的人”常常让其他人难以接受。

　　比如，即使你是一个习惯在吃饭时把脚搭在桌子上的“随意的人”，你能在另外一个习惯于在吃饭时坐在桌子上的“随意的人”面前投以欣赏的目光吗？

　　我无法不用“随意的人”去形容米卢蒂诺维奇——至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这样。而且，在我与米卢蒂诺维奇的交往过程中，他的那种“随意”曾令我哭笑不得、苦不堪言。这依旧是后话。

　　1999年连同整个20世纪就这么悄悄地过去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在2000年1月1日这一天，一同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轮朝阳。

　　元旦这一天，我在北京拨通了金志扬的手机。此前一天，老金率领中国队在深圳以1∶0力克南斯拉夫联队，取得了中国队在20世纪最后一场国际比赛的胜利。

　　向金指祝贺完新年快乐之后，我试着向其打探新任外教的情况。

　　“我这也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金志扬在电话那头对我说，“足协前一阵子不是和米卢蒂诺维奇谈了吗，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的想法是，甭管足协找到哪个老外当主教练，最好能赶快接手球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亚洲杯预赛可就开打了……”

　　实际上，金志扬的这种想法在那期间已经频频见诸报端了。当然，对外籍主教练迟迟不能确定最着急的肯定不是金志扬，而应是王俊生。

　　澳门“回归杯”米卢蒂诺维奇不见踪影之后，中国足协很难再保持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姿态了，“夜长梦多”的古训以及紧迫的现实都促使中国足协在自己与米卢蒂诺维奇两者的“勾兑”中只有扮演起一个主动追求者的角色了。

　　中国足协“希望米卢蒂诺维奇先生尽快再次来华协商有关出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事宜”的愿望，在年前便不断地通过经纪人奥德扎克维奇传到了万里之外的米氏耳中。王俊生亲自出面协调此事，除了马克坚、李晓光两位可以依赖的老部下之外，包括足协其他几位专职副主席对个中势态的进展程度与具体计划也只是略知一二。

　　当然，所有的秘密区别只在于人们知道秘密的时间是早一些还是晚一些的问题。2000年元旦过后，“米卢蒂诺维奇近日将二次来京”的消息还是通过一些神通广大的媒体“广而告之”了。

　　顺便说一下我对中国足球领域里的“秘密”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中国足球几乎没什么真正的“秘密”可言。你很难想像，一个基本上一无是处的人，一个让所有人都看清全部问题所在的人，还在死死地把持着自己所谓的一些“秘密”。

　　中国足协潜意识里一直以为拥有“秘密”可以帮助自己在公众舆论面前树立一种“神秘感”，一份“权威性”；殊不知，很多情况是，拥有了多少“秘密”的中国足协，惟一的结果只是给自己凭添了同样多的“烦恼”而已。

　　当然，当时王俊生在米卢二次到京问题上的躲躲闪闪与神神秘秘，实际上也多少折射出了一种心理：虽然中国足协与米氏有了一次接触；虽然中国足协迫于形势很希望能一举在米氏身上完成选帅大业，但，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个一切尚待进一步切磋的时候，包括王俊生在内的“中方谈判人”对是否能够与米卢蒂诺维奇顺利签约也是心中无数。

　　2000年1月6日。那一天，北京的天上飘着片片雪花，气温骤降至零下15度。

　　晚19时30分，从美国洛杉矶飞来的CA584班机在延误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安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多时，混杂在一群旅客中的博拉.米卢蒂诺维奇身穿一件褐色风衣，笑吟吟地向等待在外多时的足协欢迎代表马克坚以及十余名望眼欲穿的记者走来了！

　　虽然距离上次米卢蒂诺维奇来华离去只有一个月、30天的时间，但这30天似乎显得是那么的漫长。30天之中，时光度过圣诞节，度过了新年元旦，也跨过了两个不同的世纪。

　　在记者们的簇拥和疯狂的提问中，米卢不断地重复着“对不起，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径直朝机场外一辆南斯拉夫大使馆专门派来接他的黑色小轿车走去。

　　我想，许多中国观众应当记住第二天CCTV《体育新闻》中的一组画面和声音：米卢蒂诺维奇踏着地面上厚厚的积雪，在身体即将钻进轿车前，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微笑着说道——“北京的大雪和加利弗尼亚的阳光一样美好！”

　　一般意义上讲，寒冷的雪天是很难让人想到要用“美好”两个字去形容的；更是难以与地球上最美妙的“加利弗尼亚阳光”相提并论的，然而，米卢蒂诺维奇却自然而轻易地将两个事物联系起来且一并冠之以“美好”。

　　从机场开车回城的路上，米卢蒂诺维奇的这句即兴的台词让我好几次想起来不觉哑然失笑。也许，我本人对语言的鉴赏力缺乏足够的水准，反正，我当时觉得那的确是一句相当精彩的表达——短短的一句话，既有的放矢，又联想丰富；既轻松自然，又不失寓意。更重要的是，它多少可以映射出米卢蒂诺维奇的一种潜在心境——既然“北京的大雪”与“加州阳光”一样的“美好”，他自然可以乐于接受在中国开始自己的又一段新的生活了……

　　一天之后，也就是1月7日，米卢蒂诺维奇便在足协为其安排的天坛饭店与马克坚正式开始了首轮的谈判。

　　那一天，王俊生离开北京飞赴广东清远的清新足球基地，去参加基地的落成典礼。而曾经参加过上一次与米卢的首次接触的国管部主任李晓光已在清远同国家队在一起。因此，与米卢谈判的重任完完全全地落在了马克坚一人身上。

　　实际上，中国足协与米卢蒂诺维奇再一次见面已经不同于一个月前的那次简单交流的层面上了，双方没绕太多的弯子便直接进入了正题。应当说，这是中国足协所希望的，也是米卢蒂诺维奇所希望的——这就好比一对三十好几的单身大龄青年男女，既然有了第一次约会，在随后的几次约会中，便不可能不谈及嫁娶成家的话题了。

　　必须承认：在谈判的经验与技巧上，马克坚虽然要比米卢年长几岁，但无疑难以占得上风。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米卢蒂诺维奇至少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尼日利亚4个国家的足协进行过类似的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马克坚充其量也就是在施拉普纳和霍顿两人个身上找到过一些感觉。

　　顺便说一下，我们一般在谈论米卢蒂诺维奇作为教练的经验很丰富的时候，大多局限在执教球队、指挥比赛上。

　　其实，米卢蒂诺维奇的经验是一种综合经验，它包括对待(对付)一切与其执教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或者事物方面。比如，与一国足协领导、本土教练、球员、新闻记者、球迷各色人等相接触的经验；以及合同起草、谈判、签约过程中的经验。

　　在这一点上，我们往往给予忽略了；更因为这种忽略，使得我们事先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米卢蒂诺维奇作为一个“问题”出现时的难度。我想，我们中凡是曾经对米卢蒂诺维奇感到过“头疼”的人，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吧。

　　经过了1月7日一天上、下午两轮谈判，马克坚和米卢蒂诺维奇以及所有的劳动者迎来了一个可以放松休息的周末。双方约定，两天之后的下一个星期一再继续把“判”谈下去。

　　那两天，米卢蒂诺维奇并没有真正地休息。海埂方面传来消息，其间米氏曾两次打电话给正带领山东鲁能队在那里冬训的老乡桑特拉奇，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间在一小时以上。显然，米卢蒂诺维奇下车伊始，已着手开展调查研究了。

　　北京的记者同行也不断地通报着米氏的消息。比如，星期六那天米卢蒂诺维奇在下榻酒店巧遇了有15年未曾谋面的老友拉德，双方久别重逢，谈兴甚浓；又比如，星期日那天，米卢蒂诺维奇背上家用摄像机游览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去了……

　　1月10日，星期一的下午，马克坚与米卢蒂诺维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后来，一位比较知情的足协人士在与我一同聊起当初足协与米氏的谈判过程时说道：“其实，那个礼拜一的第二次谈判之后，一切差不多就都OK了。”

　　实际上，足协与米卢蒂诺维奇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三大问题上：一是，薪金的数额；二是，带队任务指标；三是，教练班子的组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米卢蒂诺维奇的薪金是其中“最不是问题的问题”。一来，有国际教练市场的指导价位；二来，有负责包装国家队的ISL公司的美元支持；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足协来说，迅速敲定新任主教练的意义远远高出花钱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意义。

　　中国足协为了长远考虑，提出不让米卢蒂诺维奇自带助手，而由中国足协为其指派中方助理教练的条款，也被米氏很容易地接受了。

　　谈判的焦点最后集中在了“比赛任务指标”上。中国足协提出：米卢蒂诺维奇只有带领中国队打进2002年世界杯，才能最终得到全额的薪金；但米氏的经纪人断然表示“难以接受”。

　　然而，谈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岐并没有使谈判就此陷入僵局。一天之后，足协新闻办公室的董华便对媒体发布了如下的新闻——

　　“中国足协与米卢蒂诺维奇的谈判进展得相当顺利，不出意外，双方有望在近日正式签约……”

　　一段时间以来，我曾经试图了解当初中国足协与米卢蒂诺维奇所签属的合同中究竟涉没涉及“薪金与成绩的挂钩”。但，很遗憾，我无力从相关人士口中获得标准答案。

　　我只能凭感觉说出我的一种判断，我认为：当初双方在这个问题出现分岐之后，十有八九是中国足协率先做出了妥协让步。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当时的形势对中国足协更为紧迫，时间已经不允许谈判再拖延下去；二是，米卢蒂诺维奇从任何角度上讲都不太可能主动退让。

　　这是又一个“谜”。只是，如果将其放在中国队冲击2002世界杯成功或者失败的结果这一大背景之下，这个“谜”的谜底究竟如何都将“轻如鸿毛”。

　　就在1月10日“马米谈判”进展顺利的那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一家媒介中介公司刘小姐的电话。正是这个电话，开始将日后的我一点一点地推到了米卢蒂诺维奇的身边……(未完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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