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谢亚龙2005：斩杀怀柔并用 权力下放利益调整

　　一年之前的此时此刻，中国足球还处于一场“资本风暴”浪潮的余震当中，通过手中的行政权力，当阎世铎好不容易“搞定”以徐明，罗宁等七家俱乐部投资人发起的“足球革命”之后，阎掌门也就此元气大伤，“卸任”似乎成为了他执掌中国足球命运的归宿。

　　那个时候的谢亚龙，对于处在混沌状态当中的所有中国足球人来说，还是一幅绝对陌生的面孔。据说在那个期间，北京的多家媒体包括《体坛周报》等专业媒体曾经收到过一个署名“谢亚龙”的作者发来的论文，题目叫做“孙悟空的产权是谁？---论中国足球的产权问题”，可惜这些媒体都没有意识到这篇论文的价值，更没有掂出“谢亚龙”三个字的分量。

　　“黑马”在媒体包围中开始！

　　2005年的2月17日下午不到两点，一个爆炸性新闻迅速震动了中国体坛，“阎世铎调任，谢亚龙上马”，说句实话，当天在现场追随近50位同行颠簸转战体育馆路寻找谢亚龙踪迹的时候，这个名字在我印象中的“记忆为零”，为了当晚夜访这位“2005年中国足球最大的黑马”，我悄然潜入一家网吧搜索“谢亚龙”的痕迹，模糊的记得当天在“百度”中出现的相关连接不到5000条，而2006年1月9日，当我再次用相同的一个搜索引擎输入“谢亚龙”之时，在0.229秒之内就搜索到了626000条相关的信息，我们很难说清楚谢亚龙上任之后带给中国足球的变化是什么？但这个数字是一个收获。

　　在谢亚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上任的当天下午，诸多媒体后悔的是一直“烫”在他们手中的那篇署名“谢亚龙”的足球论文，而我在有关报社领导的“威逼利诱”之下，当晚秘密“潜”入了他居住的总局干部楼，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夜，几乎没有人还能像我那样记住这个夜晚。

　　从工作的角度，当晚我认识了一个非常理解记者工作的总局干部，他有三句话印象让我记忆犹新，“听说你们足记有8000人，这个行业关系到这么多人的饭碗问题，砸不得！”；“我对足球不了解，小阎(阎世铎)不是一个失败者，我要向他多取经。”“下雪路滑，开车小心点！”为了配合我在风雪中进行的采访，本来就已经伤风感冒的谢亚龙第二天去

　　按照谢亚龙注册的籍贯，他应该算是一个重庆人，但早年即离开家乡前往陕西生活的经历，几乎磨去了他身上所有的重庆人印记，笔者曾经希望以老乡的身份和他“套近乎”，可惜事与愿违，由于对重庆的记忆不多，生活在两个年代的两位重庆人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而且在第一次采访之后，他就刻意开始拉开与记者的距离，追踪过他的记者都说他话不多，想弄到新闻很难，其实我也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不希望有御用记者，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什么时候需要我说话，什么场合接受采访，那种时刻发表观点，我们都有纪律要求。”

　　在他上任的初期，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被迫时常打电话对他进行“骚扰”，而他这个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了中国足记的“厉害”，对于媒体他保持的距离也越来越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媒体的责任似乎也不少，一次他和薛立去成都看望女足集训，由于训练中他出面指导女足队员在跑步中的一个“错误动作”，随后就爆出了“谢亚龙干预女足训练”的新闻，而出差回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好心的带上了一位记者返回，可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了“谢亚龙与马俊仁”的一段焦点新闻，这是头一天他在车上与那位记者聊天的“通话记录”，因为事情扯到了他原来执政过的田径中心和焦点人物马俊仁，所以在发表的当天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在上任之初似乎还适应不了足球媒体对他的“挤压式”报道，这似乎和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有关。

　　谢亚龙和他老婆的感情很好，一次他出差归来正好逢上妻子生重病住院，当他心急火燎的在医院看护家人的时候，一位记者打电话问他是否去看国家队集训的事情，由于在医院不允许接电话，这个没有应答的电话再次让他“很受伤”，因为第二天媒体报道，“新国家队首次集中，新掌门谢头无暇探班”，值得一提的是，打那个电话并写下那篇报道的人就是笔者本人，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他因此而对我有了更多的“戒心”，因为后来我打过几次电话，一切如故。直到2005赛季联赛结束，我在大连再一次面对面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出的开场白让我很惊讶，“实际上我有很充足的理由拒绝你的采访要求，因为你在我最伤心的时候伤害过我，如果你出差回来却在医院里看见你的亲人生死未卜，你的心情如何？我很难相信那个没有接听的电话，会导致那样一篇报道，国家队在广州集训马上就出发去西班牙，我的日程根本就排不过来，而且我老婆生重病住院，难道我不能回北京看她吗？”那个在大连的开场白让我当时陷入了窘迫之中，虽然这其中有一些误会，但他的谅解让我其实更汗颜。

　　在进入中国足坛的最初时光，与谢亚龙打交道最多的其实是媒体的记者，这也是他真正开始认识到中国足球“复杂性”的第一步。

　　 一边“斩杀”；一边“怀柔”

　　在现代体育博弈中，作为一个执政者，他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是自己做出决策，而是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在物欲横流，利益交错的中国足坛，谢亚龙的每一步都会迈得很艰难，如果接任阎世铎的他继续沿用前任的那一套“大棒加胡罗卜”的高压政策，他在中国足坛的前途堪忧，所以在谢亚龙上任的最初，他选择了做一个“隐忍者”。

　　谢亚龙可能不懂足球，但他肯定懂得现代体育，而且他是一个多年从事“体育博弈”理论的研究者，即使他还不了解中国足球的种种黑幕，可他非常清楚这样的理论：各俱乐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常常并不能导致实现整个足球界的最大利益，也常常不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在他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个“囚徒困境”的理论，似乎很适合他上任之初做出的第一次决策。

　　“囚徒困境”讲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在共同作案被逮捕之后，警察在分别审讯中会告诉他们；“如果都坦白，每人判刑8年；如果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因证据不足)；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无罪释放，而抵赖者被判刑12年。”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两个嫌疑人基本上都会选择“坦白”，因为这符合个人的最大利益，这个故事揭示的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此种现象在中国足球界已经长期存在，比如小利益团体之间的“默契球”，足协三令五申的“限薪制”和俱乐部利益之间的矛盾等，

　　在2005年三月初召开的一次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由于中超联赛的总冠名权还没有顺利售出，加上以四川冠城，辽宁等几家俱乐部发起了“联赛延迟一个月举行”的动议，这是谢亚龙第一次面对下属的各家职业俱乐部总经理，当时涉及的利益之争就像一个“困境”，如果谢亚龙做出联赛照常开打的决策，这个决定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中国足协，因为它维护了中国足协的权威，保障了中超联赛的信誉，对联赛赞助商的利益也是一种保护，但除了一两家经营得法的俱乐部之外，这个决定却要伤害大多数俱乐部的利益，而且可能再次激化刚刚平息了的改革派和足协保皇派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个时候谢亚龙的决定出人意料，他让14家中超俱乐部自己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联赛是否顺延一个月”，那次总经理会议最终决定联赛推迟举行，虽然此举并没有改变中超联赛最终“裸奔”的尴尬，但谢亚龙却给外界留下了一个“低调，民主”的好名声。

　　在国力俱乐部注册资格的处理上，在陕西生活长大的谢亚龙做出的“强硬决定”可能完全伤害了家乡人民的感情，他在给出了一个“限期解决球员拖欠工资”的最后日程表之后，将国力注册的“生杀大权”彻底下放给下属的注册办公室，当国力俱乐部最终因此“死亡”的时候，谢亚龙的做法却得到了足球界的一致认可，“一切按法规办事，决不徇私”的这次“斩杀国力”，导致了陕西足球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却为中国足协留下了一个“六亲不认”的美名。

　　权力“下放”，利益“调整”

　　阎世铎在任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在他一个人苦思冥想进行众多决策的时候，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却逐渐被“蚕食”，这也是为什么“足球出乱子”之后，最后两年他被千夫所指的内因。

　　谢亚龙过去的从政经历我们无意再去考证，但他在中国足协这一年，却两次进行了内部的权力分工，“一个好的领导，关键是不要给下面捣乱，而且还要充分发挥下属各个职能部门和助手们的主观能动性，在管理中国足球的问题上，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专家，而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特长。”上述这段采访，是谢亚龙在第一次内部副主席调整后的回答，与阎世铎上任后大力推行足协内部各个部门的调整和人事改革不同的是，谢掌门这一年调整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几位副主席的分工和涉及08奥运战略的几个部门之间的中上层管理者的层面上。

　　作为当年研究生班的同窗，杨一民在谢亚龙上任之初得到了重用，当时分管“中超联赛，男足国家队”的杨一民大权在握，而且给外界一种“任人唯亲”的猜疑，但随着南勇任职足球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的任命下达，几位副主席的内部分工经过了数次内部调配，目前除了德高望重的张吉龙因为奥组委抽调而权力“旁落”之外，南勇重新开始主管男足国家队，而且还成为新成立的中超公司董事长；杨一民则成为了女足国家队的主管，女副主席薛立则分管招商，财务和外事的一些事务，经过这种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中国足协几大副主席目前的分工更为明确，虽然未必是最佳的合理组合。

　　在没有总冠名权的2005年，中国足协更多的工作经费还是来自于联赛的主赞助商，由于无法给14家中超俱乐部分得哪怕是“一分钱”的联赛经营分红，各俱乐部也是“敢怒不敢言”，但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却发话说，“中国足协是在榨取俱乐部的既得利益。”这种言论对中国足协而言是一种现实的尴尬，但要真正改变现状，调整联赛的利益结构变得更为迫切，“如果足协长期恶意占用并攫取俱乐部的经济利益，这是中国足协的耻辱。” 在市场可能更惨淡的2006年年初，俱乐部呼吁了很多年的中超公司终于应运而生，虽然这个“晚生儿”现在顺利注册都很困难，但毕竟是中超联赛经营结构进步的标志之一，他是谢亚龙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但也是中超俱乐部的希望所在。

　　联赛为“本”！国家队是“果”！球迷是“叶”！

　　很多人都说谢亚龙是一个过渡性的足协掌门人，假如任期内他的“08奥运”任务没有完成好，那么他是不可能在四年之后还继续坐在掌门人高位上的，这是一个事实。

　　作为一个研究体育博弈理论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应该非常清楚中国足球要想在2008年的奥运战略中“争金夺银”的巨大难度。谢亚龙的夫人李益群也是一个多年从事博弈理论研究的学者，她发现并命名的“克拉克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奥运战略的指导性纲领：世界冠军克拉克曾经19次打破5000米和10000米的世界纪录，但在他参加的两届奥运会上都没有夺得金牌，而在历届奥运会比赛中，最有希望夺魁的竞争者获取冠军的概率是0.7，另有0.3左右的竞争者是必然要失败的，这一概率被称为“克拉克系数”，在中国军团的08战略中，女足充其量能算作是一个“夺牌点(打进四强)”，而男足的要求就更低，“别太丢人即可”。作为足协新任的掌门人，谢亚龙目前肯定非常清楚男女足的现状，无论男足还是女足，目前连夺冠热门都算不上，就更不能谈论他们的“克拉克系数”了。

　　在中国体育近年来创造的一个个奥运会夺金奇迹中，很多时候都是在从无到有的生产或者扩大“克拉克系数”，而谢亚龙在女足主教练的任命上，笔者以为这就是谢掌门的一次博弈行为，中国军团最近几届奥运上取得了无数令人意外的辉煌，而“唱低调，举哀兵，出奇兵，用雄兵”的“三兵制胜策略”是屡试不爽的法宝之一，在排除了男足无法创造奇迹的前提之下，谢亚龙只能寄希望于女足能在08奥运会上“奇兵制胜”，虽然他制造的这支奇兵-----裴恩才“过早夭折”，但回头再次任用马良行的举动，其实也代表中国足协的一种“放弃态度”。

　　谢亚龙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在他上任的2005年

　　“仅仅说“联赛为本”是不全面的，我认为，青少年训练是根，联赛是本，国家队是果。而且还要加上一句：球迷是叶。没有叶子的光合作用，植物就不能生长，没有球迷的养分，中国足球就无法吸取社会资源。”这句话是谢亚龙在2005赛季全部结束后对中国足球全方面的一个重新定位，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基本认可这个理论，但要真正形成这样新的利益链条，需要时间。

　　用自己的“个人仕途”来赌博中国足球的命运，这是谢亚龙上任时足球界对他最大的担心，好在谢亚龙并没有完全陷入“奥运足球”的漩涡，在新的一届国家队备战中，朱广沪召入的球队只有6名奥运年龄段的球员，我们不敢说这也是谢亚龙的本意，但至少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颇受争议的“奥运国家队”，“只有08奥运会打好了，足球才能真正回暖，只有2010年出线了，中国足球才能真正摆脱困境。”谢亚龙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我们这些足球人的共同心声。

　　上任不到一年，笔者个人觉得谢亚龙干得还算不错，应该继续给他时间“好好干！”

　　(冉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