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乐恒车祸事件”昨天在沈阳进行了民事诉讼前的第一次调解，涉案双方并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为此，本报记者对当事人之一的曲乐恒进行了采访。

　　记者：你刚刚没在病房，是进行什么治疗去了吗？

　　曲乐恒：我刚刚在走廊里“站棍”，就是把自己绑在一个棍子上，强制地站在那里两

个小时。

　　记者：那不是很辛苦吗？

　　曲乐恒：没办法，我还年轻，为了我父母我也得继续治疗下去，遭这点儿罪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记者：车祸的赔偿已经调解一次了，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你到底要求怎样的赔偿呢？

　　曲乐恒：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只想要能够生活和治疗的基本费用。我知道现在怎么说的都有，说我漫天要价，多要钱，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治疗账目公布出来，我会让这件事“透明”。

　　(说到有人传言他漫天要价，曲乐恒非常激动，声音大了起来。)

　　记者：要是你现在的经济状况允许继续治疗，你还会要求赔偿吗？

　　曲乐恒：我现在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好，漫天要价的不是我，我不是为我自己在要赔偿，那些治疗费必须一分不少的交给大夫，他们每天在给我治疗，他们付出劳动应该得到回报，而我也应该得到生活费和治疗费的赔偿。记者：第一次调解结束了，价格是最重要的原因，对方认为你作了伤残鉴定就不应该再继续治疗？

　　曲乐恒：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要多少赔偿费，数额的多少是由我的生活和治疗情况决定的。我现在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治疗，我还年轻，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我的各项机能都在渐渐衰退，大小便不能自理，尿道感染肾衰竭会慢慢找到我，以后我父母老了还得照顾我，所以我一时也说不清该赔偿多少。(呼吸急促)他们每月给我300元钱，给20年，那能够我活，能够我治疗吗？

　　记者：俱乐部的副董事长曹富杰也参加了调解，当初俱乐部垫付的医药费还要还吗？

　　曲乐恒：俱乐部还想要回当初的钱。有些人说我已经不属于俱乐部了，这是不对的，你去看看合同法，俱乐部没权利解除我的合同，我是在归队途中发生的车祸，他们现在还得给我抚恤金和补贴，这些待遇我都是应得的。

　　记者：据我了解，对方好像要一次性付清赔偿款项。

　　(提到对方的态度，曲乐恒打断了记者，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曲乐恒：其实我也知道调解只是一个形式，这只是程序上的一个过程，调不调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调解也无所谓，我已经做好了起诉的准备，我只想通过法律给我一个答案。

　　采访结束时，曲乐恒表示：我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在合适的时候我都会让它“透明”，民事诉讼在所难免，但对张玉宁的刑事诉讼我也从没有放弃。

　　本报记者董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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