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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内尔松的交往已经整整两年了，单纯从时间上数应该可以算是记者圈里很长的了，至于交情我更是自信我是内尔松在天津两三个记者朋友中的一个。走过了700多天，在即将送别老内的时候，对于这个备受争议的朋友，我实在有些不舍和伤怀。
在最初和老内接触的日子里，我也认为他是众多人眼中那种“三脚踹不出个屁”的老蔫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情日渐深厚，我也慢慢看清了隐藏在他背后的那张“阴险”的
脸———尽管他什么都不爱说，但他对很多事和人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谁拿我当傻子，谁才是最傻的人！”--这是老内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最披肝沥胆的话。我并不否认也不避讳在老内面前说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教练，起码在泰达是个不成功的教练，但我同样不介意在诸多反对他的人面前说：“老内是个好人。”
记得我第一次和老内接触是在2001年初的海埂冬训。有一次我和《体坛周报》的哥们儿张贺陪老内一起到与海埂基地毗邻的昆明民族村里闲游，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把照片送到了内尔松的房间，于是开始了一次满怀憧憬但结果糟糕的“采访”。我们当时也像11月30日晚上一样喝着威士忌，尽管也聊了很长时间，但老内借着酒劲说的还都是七头八脑的扯淡话。当我在早已过了集训办规定的熄灯时间后起身告辞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老头都说什么了？
尽管以后老内对我说的真话渐渐多了起来，但依然摆脱不了那些充满官场作派的搪塞和敷衍。直到十强赛前他才真正有了本质上的进步。那是泰达队即将赴荆州与武汉红金龙队进行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之前，我与张可应邀到利顺德酒店为老内过生日，当时正赶上他的二女儿来天津看望他。又是喝着威士忌，同样进行着一些不咸不淡的问答，但由于我即将追随中国队开始漫长三个月的十强赛征程，于是我早有预谋地问他：“中国队马上就要开始封闭集训，然后开始十强赛，这些队员将会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看不见自己的妻子、女友。在乌拉圭国家队备战时也是这样吗？你认为禁欲对比赛成绩有影响吗？”我最后强调说：“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必须认真回答。”
老内这次真的很认真，他的回答都很实际和直接。于是我第一次没有水分地写了一篇“内尔松关于性生活”的访谈，反响当然好评如潮。
此后我们之间的对话真正步入了“实话实说”的阶段，我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批评他一些诸如袒护外援、战术落伍等问题。当他听说自己的一些做法遭到队员质疑时，他甚至有些疑惑，“我怎么不知道，没有人当面对我提出来呀！在乌拉圭如果有意见当面说，大家会认为他是男人，如果只在背地里说，那就是女人。”
老内的性格倔强但也有些绵软，所以我们总是会在是否应该严厉起来、应该再有些霸气的问题上产生争论。比如“我不明白什么是霸气？如果我对队员很粗暴就叫霸气吗？”比如在我们与他的最后那次晚餐中关于对待球员态度上的争论，“如果我严厉了，也许我比他们更早下课”。老内其实挺现实，为了饭碗放弃原则———有几个人能不这样呢！
临行前的夜晚，内尔松走在已然有些刺骨的风中，不禁拉紧了大衣领口。站在津汇广场前敞亮的街上，内尔松蓦然站住，展开双臂，迎着寒风，呓语着但很高声，“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走过这里……”此时的我难免有些酸楚。
内尔松一手指着津汇一手指着伊势丹，“我不会忘记这里！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花了太多的钱！”此时我意识到，也许现在他才是真正放松的时候。离开对于内尔松和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记者赵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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