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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出牌要谨慎了原俱乐部副总经理鲍仲良细说揭黑幕与绿城大刀阔斧地向足坛黑幕进攻的举措相比，吉利只是耐心地蛰伏在一边，他们用市场化的眼光，等待着对自己最有利的出击时刻，看对手出牌后，再一张一张地亮牌———
如果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吉利也是会与中国足协达成调解。
言行慎吉利出牌看风向
原广州足球吉利俱乐部副总鲍仲良日前对记者表示，状告中国足协，他们准备在元旦后采取重大行动，而不再图一时之快。等待只是暂时，到时他们会走出具有“针对性”的一步。
他们最终会打出什么样的王牌，才能掐住足协的咽喉呢？12月27日晚，记者继与鲍仲良通电后，又在自己下榻的广州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与他谈了两小时。
吉利现在对媒体的一举一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因为外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这副牌的好坏产生变数。就像鲍仲良对记者说的：“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未想到的策略，媒体的有些报道却都给我们分析透了。”所以，鲍仲良是在听完记者的采访意图，认为值得一谈后才答应接受采访的。有趣的是，他一定要把当天中央台播出的《足球之夜》看完，了解到外界的最新动向后，才来和记者见面的。
未联手吉利绿城一条心
吉利和绿城先后“起事”向中国足协发难，这之间有没有联手造势的嫌疑呢。鲍仲良解释，12月11日，在广州吉利退出足坛的新闻发布会上，董事长李书福抖出了足坛的内幕，远在浙江的绿城董事长宋卫平看到新闻后，马上来电表示赞赏，并力邀吉利的两位老总北上议事。随后，同样受中国足协处罚而郁闷了多时的绿城俱乐部老总宋书生揭杆而起。吉利要做的每步与绿城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大家对中国足坛一些丑恶现象，有一致看法和切身的感受。
大出血逼得吉利掀黑幕
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吉利向足协逼近的每步都留下周密策划的痕迹。在吉利投入巨资后冲A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对足坛的黑幕可能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此时他们可能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在甲B中“混”下去了，而影响入世后自己汽车的品牌。再者，足坛目前提供给他们的环境，使他们驾轻就熟的市场理念，在小小的球场中显得苍白无力，有些裁判可以在场内场外都把玩得他们“大出血”。
10月16日，中国足协通过媒体公布了《足协关于对广州吉利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称：“28号外籍运动员图穆企图将一张大面值人民币塞进助理裁判员的口袋里，以此方式来侮辱助理裁判员；主教练周穗安以及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对裁判员进行指责，延误比赛时间，经裁判员和比赛监督的多次劝告仍置之不理；周穗安又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发表与比赛相关的不负责任的评论。”《决定》无疑点燃了帮助吉利退出中国足坛的导火线。
同样在10月16日，广州吉利汽车足球俱乐部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提出：在后几轮比赛中，足协承诺邀请国外裁判主哨，但事实上却并未请外国裁判主哨；按照中国足协规定，裁判的名单在比赛当天上午的联席会上才可以公开，但实际上提前一天就刊登了张建军主哨的消息，在这种严重泄密的情况下还让张建军担任裁判是很不正常的。这些内容无疑也击中了足协的软肋。
随后，广州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赶到北京会见中国足协副主席、纪律委员会主任张吉龙。但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捏着对方的把柄而不肯让步。张吉龙坚持足协对吉利的处罚没有错，而且对于吉利提出的裁判问题不予理睬，认为该场比赛不存在裁判问题。此后，吉利表示将不会再到足协那里申诉，而会采取第二步方法———法律途径争取公道。
12月11日，在甲B的工作会议上，李书福又当着张吉龙和众俱乐部老总面大放“厥词”称，他们虽然没有直接送钱给裁判，但是通过中间人把钱给裁判了，而且有人出钱让吉利输球。如果说错了，愿意接受法庭的处罚。
紧接着，他们宣布退出中国足坛。
借东风吉利趁势告足协
正如鲍仲良对记者坦称，他们没有想到舆论对他们一系列行动反应强烈，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估计。
如果这样，他们也可以体面地收手了，但是正因为看到舆论对他们的价值，所以吉利还要不断借助这只强大的手，紧咬住足协不放。12月13日刚宣布退出中国足坛的吉利集团将中国足球协会告上了法庭。
吉利俱乐部诉讼请求中最关键的两项是：1、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在中央电视台或全国性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
不管这场官司的输赢如何，吉利现在已经是赢家了。他们开创了在中国足坛上法院受理俱乐部状告足协的先例，不仅于此，他们与足协之间可以预计的漫长官司，足以吸引舆论的关注。吉利和中国足协显然不在一个等级上，人们可能更多的会同情吉利，因此这场官司被吉利利用得好，期间产生的品牌效应可能比当初投资俱乐部还要得到加强。
但是话说回来，中国足坛这几年所暴露的黑幕越来越多，在每年联赛中总有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东西浮出水面，就连阎世铎也“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今年出事的话，肯定要出大事。”所以，这几年足协和裁判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俱乐部要告足协的呼声早吹出了耳茧，然而，在国际足联的章程中，却要求加入的会员协会承诺，不得将有关争议诉诸法律，否则将会受到取消会员资格的处罚，中国足协的章程中同样也有此规定。所以每每足协对俱乐部有失公平的事情，结果都很难有说法，最后只听风声不见雨滴。而这次吉利巧妙地告中国足协名誉侵权，逼得足协非要应诉不可。鲍仲良比喻说，吉利好比是替足协打工，合同上写好了足协让他干什么，哪怕不愿意也不能告它什么，而如果侵犯他名誉，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其实足协经常犯让人点中死穴的低级错误。《无锡日报》状告中国足协一案，也是由于当时足协的“无知”才让人逮住了侵权把柄的。足协这次假如不向媒体公布他们对吉利的处罚决定，即便处罚有错，吉利对足协也奈何不得。
足协仗着有权“天不怕地不怕”，而有些裁判显得比足协“狡猾”，人们只能朦胧中感觉到他们收钱，但关键时候很难有行过贿的“污点证人”敢站出来举证的，或者他们利用中间人代收。原霍顿的翻译谢强曾告诉记者裁判收钱的一个窍门。比如说，有人请裁判去洗澡，中途请客者悄悄溜出来，打开更衣室把钱悄悄塞好，做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暗点牌吉利谋划下一步
然而这次““城府”很深的吉利，形式上是告中国足协，但其中的一些实质内容是牵涉到执法吉利和中远比赛的裁判，所以他们既然能把足协告上去，到时候在法庭上如果他们被足协逼急了，肯定也会对曾经收过他们钱的那些裁判进行举证。因此，吉利的掌握这方面的证据充分与否，决定了他们在这场诉讼中是为了故弄玄虚、炒做自己，还是如鲍仲良所说的那样———“这场诉讼可能会涉及中国足坛的许多内幕，吉利希望通过本次诉讼，使中国的司法介入中国足坛，让中国足坛从此置于中国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用行规来取代法律。”
所以记者问鲍仲良：“你们是否真有裁判收黑钱的证据，还是利用朦胧概念炒作自己？”
鲍仲良说：“我是管俱乐部后勤的，做了一年多肯定有证据，而且在这一年多里我听到的、感受到的这方面内容，还有许多东西。”
记者又向鲍仲良打听当初有人试图来收买吉利队中的外援图穆传闻的真实性，鲍不假思索地说，“有的，而且我们有证据，但是谁派来的中间人，我们不好说。当时开价20万人民币。”
记者接着又问了他三个有关裁判收黑钱的关键性问题：“一年中你们在这方面大概花了多少钱？”“是否每场比赛都要花钱？”“能暗示我谁收了你们的钱？”对此鲍仲良一一作了细答。但是，他在香港审看记者发给他的初稿时，鲍仲良对这些答案的公布产生了担心：“一怕有些媒体借题炒作，二怕需要在法庭举证的东西过早暴露。”
鲍仲良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有些话他欲言又止，好像哽在他的喉咙口出不来，可能他的肚里还装了更多的东西。他说，现在他们才发了第一张牌，还不知道对手到底会怎么支招，他们会走一步看一步后，才决定发什么牌。再说，足协方面到目前仍没有和吉利公司有过任何接触。不过，他们相信阎世铎，因为就这场诉讼，到目前他还没有发表过对吉利不公的话。
27日晚上10点30分，鲍仲良离开咖啡厅时说他明天要到香港去。据他们透露给一些传媒的消息是，原俱乐部的一班领导想借过节出去放松一下。然而，这绝对是个假象。元旦过后，按法律时间规定，足协必须向广州天河区法院送交答辩状。所以，吉利要想出张好牌，岂肯在这个关键时刻休息呢？他们应该在香港闭门研究对策。对此，29日晚，记者与远在香港的鲍仲良通电话时，他说：“此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鲍仲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扔给记者一句话颇让人深思。“球场一直是个独立王国，针插不上、水泼不进，很多裁判可以开名车、住别墅，吉利尝试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司法介入到这个王国中来，看看它里面到底包藏了些什么东西。”
鲍仲良同时也向记者表示，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也可以与中国足协在庭上达成调解。
中国足协曾经想以吉利俱乐部的主体资格不符合而拒绝应诉，无奈吉利形式上退出足球后，其工商登记还没有注销。随后，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广州吉利俱乐部起诉中国足协一事表达了态度：“尊重法律和国际足联的有关章程，我们将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足协这回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来应诉了。本版撰稿陈江(本报12月29日广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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