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观看比赛的德国一家三口）稿件来源：原创 尹波说球 作者：尹波
5月16日，作为欧洲五大联赛重开赛事的第一家，德甲正式重启，16-18日进行的重启后首轮联赛，空场情况下，球迷和舆论反响依然强烈，付费和免费直播终端收视率创下新高。这也揭开了因新冠疫情停摆的全球足球赛事重新启动的帷幕。此前，整个欧洲和亚洲，只有5月7日开赛的韩国K联赛早于德甲，但考虑到赛事本身的体量和影响力，德甲续赛才称得上是国际足坛的风向标。
即便在亚洲足坛，K联赛的代表性亦显得单薄，更具说服力的中超，尽管中国的疫情更早回落，重开赛事的条件比欧洲还要成熟，但显然谨慎得多，至今还没有给出联赛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中超重启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足协关于6月下旬重启的方案被主管部门驳回后，最新的说法是7月初重启的可能性最大。
全球足坛停摆期间，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球员降薪，在欧洲足坛早已成过去时，梅西C罗两大巨星率先垂范，几乎所有顶级联赛俱乐部球员纷纷响应，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地变成现实。如今德甲重启，英超乃至西甲、意甲至多推迟一个月后大概率仿效，此番降薪行动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然而，差不多与欧洲足坛同时讨论降薪话题的中超，却依然按兵不动。由于降薪是在赛季停摆情况下的临时举措，一旦赛事开打便失去意义，因此，关于中超球员降薪的动议，看来难免要成为一纸“废案”了。
那么，疫情之下，中超球员到底该不该像欧洲球员那样降薪呢？
“围城”外面的人都说：该降！里面的人大喊：不该降！
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当今职业体育高度市场化，疫情导致全球赛事停摆，等于是市场的全面瘫痪，对行业本身和从业者的打击空前严重。尤其是职业足球，是个全链条的生态系统，高度依赖赛事带来的关注度、影响力和经营收入维持运转，俱乐部就是企业，球员就是商品，球迷、媒体、上下游供应商也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这种停摆状态长期延续下去，市场的交易无法进行，一定会导致企业破产、球员和其他从业者失业，甚至系统性崩盘的严重后果。职业球员和职业俱乐部是命运共同体，俱乐部维持不下去，球员也会成为牺牲品。像意甲、德甲、西甲、NBA等职业联盟，很多知名球星，如C罗、梅西等人主动提出降薪，就是为了与俱乐部共度难关。
（艾志波的微博引发争议）
不过，回到国内足坛，降薪与否则引发了强烈争议。反对降薪的主要是因降薪利益受损的球员。中国足协降薪动议提出后，武汉卓尔老将艾志波发表微博长文，明确反对降薪，称中国的联赛是伪职业化，俱乐部缺乏自我创收能力，运营模式和营收模式与国外俱乐部有很大不同，不是依托市场生存的，也没有针对球员的失业保障政策，因此用国外职业球员的标准来推行降薪政策不妥。
艾志波此说，引起国内球员广泛共鸣。客观地讲，国内足球职业化不彻底，球员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很多球员收入并不稳定，其中不少人遭遇过欠薪，与职业化体制健全的欧洲联赛相比，一刀切按比例降薪确实不够公平。而且，国内联赛的薪金结构跟欧洲联赛不同。欧洲俱乐部与球员之间是规范化的合同关系，薪金是在合同里规定好的，一般以周薪形式体现，尽管除个别巨星之外，大多数球员会有出场率的限制，可基本是固定工资，不是那种赢一场、平一场多少钱，输球没钱的算法。也就是说球员收入中固定的那一部分是大头，浮动的那一部分是小头。国内球员就不一样。所以很多球员觉得委屈：没球踢本来就没奖金，剩下那点儿底薪，你还要我再降？
此外，与欧洲联赛因疫情停摆后球员全员放假不同，中超新赛季迟迟开不了赛，可是球队仍然处于训练备战状态，应等同于在岗，从这一角度讲，降薪的理由也显得说服力不足。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艾志波代表了一批和他处境相似的球员，他们的诉求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因为国内联赛不够职业，缺乏自我创收能力意味着俱乐部在经济上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差，像恒大上港国安那样挥金如土的豪门只是极少数，如果球员不降薪，俱乐部生存不下去，球员受到的损失更大。而且，舆论界对中国球员高薪低能的诟病由来已久，大疫之下欧美球星都降薪了，国内球员不降，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跳出足球来说。疫情之后全国很多企业复工，但市场萎缩订单取消，没有收入却仍然需要支出人力和租金、水电等成本，企业也要通过减薪甚至裁员来应对。当然国内职业俱乐部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比较好的俱乐部，不仅仅是靠赛事这个“订单”活着，不过基本的道理是相同的。
降薪与否之争的背后：“伪职业化”才是中国足球的症结所在
由此，欧洲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很容易在降薪问题上达成一致，而到了国内，降薪与否，就成了球员和俱乐部双方的一场博弈。有意思的是，这场博弈，俱乐部和球员都声称自己是弱势一方。
球员说自己是弱势方，不难理解。国内联赛制度不健全，没有球员工会或球员联盟这样的维护球员基本权益的组织，现有的制度和规则也更多地偏向俱乐部一方。但俱乐部也有难言之隐。一个成熟的职业足球体系，俱乐部是主体，应由各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作为联赛管理方和利益协调方。而中超的基本权限则掌控在官办的足协乃至体育总局手里，俱乐部的利益随时可能受到损害。
（中国足球，世界难题）
俱乐部和球员都是弱势群体，那么强势的一方是谁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俱乐部和球员都成了弱势的一方？这个问题，戳到了中国足球的痛点：伪职业化。艾志波的微博也提到了这一点。职业足球的主角是俱乐部和球员，如果俱乐部和球员都成了弱势群体，只能证明这不是真正的职业化。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已经有了26年的历史，只是这一联赛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几乎没有一家俱乐部能够依靠自身经营生存，要由背后依托的大金主输血才能活着。俱乐部、球员、球迷等各方的权益，往往也未能按照职业化的要求来体现。欧洲五大联赛都有财政平衡方案，球员有薪金总额限制，俱乐部要量入为出，具体到每个球员，从身价到收入，都是职业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产物。而中超在这些方面差距非常大，有关各方的利益边界是不清晰的。
（想出解决办法了吗？）
单就降薪而言，短期内可能不难找到一个折中方案，比如足协提出减薪30%，不过要由俱乐部与球员协商确定，俱乐部可以根据收入高中低的不同情况，与球员协商减薪的比例。但从长远看，只能通过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把俱乐部的运作和球员权益的保障，纳入到职业化的范畴之中去。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时期，俱乐部需要付出什么，球员需要怎么做，足协的责任在哪里，大家才能形成共识。再扯远一点，不久前炒得很热的于汉超事件，他违反交通法规受罚毋庸置疑，可俱乐部仅凭自定的内部规章就把他开除，是否合理合法？于汉超本人有没有辩解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这都是球员权益边界不清晰的例证。
从另一个角度讲，早在这次疫情之前，中国足协就一直在酝酿强制性的球员减薪规定，因为过高的人力成本，让俱乐部越来越难以承受。过去这几年，很多俱乐部由于没有持续的资金注入而倒闭了，像延边富德、辽足、上海申鑫等。即便是那些看上去不差钱的豪门俱乐部，私下里也认为这样坐吃山空是不行的，实行工资帽政策乃大势所趋。疫情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
正因为缺乏造血功能，大多数国内俱乐部的生存基础相当脆弱，又没有财政平衡的规定，金元足球带来的盲目引进大牌外援和球员身价畸高，本来就使俱乐部的人力成本不堪重负。而新冠疫情导致的赛事停摆，又使俱乐部本来可以从门票、广告、转播费销售分成等方面得到的收入化为乌有，可谓雪上加霜。上个赛季结束后，从中超的天海到中甲、中乙多支球队纷纷退出，主因便是俱乐部资金链断裂，欠薪严重，球员拒绝在新赛季准入门槛最重要的环节——全年工资奖金表上签字，俱乐部只能被迫倒闭。
不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国足球没有出路。简单说，就是要按照职业足球的规律办事，把“伪职业化”前面那个“伪”字去掉。现在我们跟欧洲联赛学降薪，其实最应该学的，是人家那种成熟规范的真职业化。如果觉得学欧洲条件还不具备，那就学日本学韩国，让俱乐部靠造血而不是输血生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再难，也得做。这道坎儿是绕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