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白国华 白国华
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些足球故事。
这些故事的主人翁放在中国足球圈，只是些无名之辈。
他们是中国足球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的故事，惟其普通，所以贴近；惟其独特，所以鲜活。
文章略长，大家不妨给点耐心，慢慢读下去。
2004年，那《足球》还驻扎在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97号。
一个出租车司机总会在深夜的时候停在我们报社门口，一来看看是否可以做点夜班编辑的生意，二来，他很想找本报同仁，诉说他自己的遭遇。
很幸运的是，他碰到了李璇（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内部主任，当时她来本报没多久），我们的主任被他的讲诉所打动。
11月15日，这位名叫王庆生的司机依约来到《足球》编辑部。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他甚至记不清第一个认真倾听他故事的编辑，也就是李璇的名字。当年他41岁，记性已经快赶上老年人了。
王庆生说这是他长期精神高度集中的结果，通俗地说就是神经衰弱。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家人的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压力可想而知。现在的王庆生一碰到紧张的事情手就发抖，尤其是一看到交警，他就会忐忑不安以为自己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差错要被罚款。一天12小时紧张地注视着未知的前方，只有收车回到江夏他自己租下的宿舍后，他才能长舒一口气。
那是王庆生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之一。
前一年，2003年7月9日，淮河边上的安徽蚌埠市上空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袭击了这座铁路枢纽城市。这场雨足足下了150毫米。
这场暴雨淹没了王庆生的家，安徽省蚌埠市长青乡，宋滩村。
整个宋滩村就被洪水没了顶，最深的地方水深超过两米。
王庆生的父亲、妻子、女儿乘船避难，避难过后，爷爷还要给远在上海踢球的孙子打电话报平安，这一场洪水让王家经济上损失惨重，也让在上海东方明珠足球俱乐部踢球的王帅（王庆生儿子）打定了从上海退学的决心。
2004年11月，我去宋滩村采访，洪水已经退去16个月，但它的痕迹处处可见，村里很多房子的墙壁上还残留着一条条水淹时的分界线，青苔顽强地从墙壁的缝隙生长出来。
这种痕迹在王庆生家的房子上找不到，因为他们家盖了新房子。
这座花了两万块钱盖起来的新房子属于三个人，王庆生和他的两个姐姐。光靠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拿出这笔钱来。两万块的新房子，看起来却依然破旧，最重要的是，一楼根本不敢放什么东西，这是淮河岸边人家的悲哀，不知道哪一年天公不作美，滔滔洪水又要重来。这幢新房子是迫不得已才盖的，老房子经过去年洪水将近一个月的浸泡已经有点摇摇欲坠。
一家人住进这样的新居，脸上却都没有喜色，实际上，伴随着新房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那年洪水过后，蚌埠为了保证淮河边上的工业区，决心修一条新堤，王庆生父亲王德山连同几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总共八口人的八亩地全部被征走，而因此得来的六万多块钱几个人一分，每户拿到手里还不到一万块钱。这个大家庭就此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蚌埠市的非农业户，以后他们没有田种，也没有任何社保。
实际上这家人的生活窘迫非常。原来在淮河码头上跑运输、后来不得不千里迢迢到广州去打工的王庆生说，在每天开足十二个小时的出租车才能保证月入两千元；妻子赵秀兰原来在一家工厂当清洁工，月收入两到三百元，但是最近失业了；还有个老母亲，平时卖点菜赚点钱，但是体弱多病，所以赚来的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庆生的两千块几乎就是这个家庭全部的收入。
对于王庆生的儿子，出生于1987年的王帅来说，他的足球梦也已经结束了。
2003年举家逃亡那一天，他所在的上海东方明珠足球俱乐部也在不断地催促他交拖欠的学杂费用。王帅怎么也开不了口，最终，在洪水退去一个多月后，王帅还是从上海回家了。
洪水来临前后，王帅跟母亲赵秀兰一共通了三次话，这也是他从上海回来之前最后三次通话。第一次在7月洪水尚未来临前，王帅说：“妈妈，我想回来了，学校说再不交这个月的伙食费就不让我到食堂吃饭了。”
赵秀兰说：“你再等等吧，我马上给你汇钱过去。”
第二次是在8月，洪水刚刚退去，王帅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一个队友被一队给送回来了。”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对母亲说，“你知道吗？听人说他们家一个月前给教练送了二十多万，所以才到一队的。”赵秀兰说：“人家的事你别管，你也别跟别人多说。”
赵秀兰打完这次电话非常恐慌，有钱就能让孩子上去？！
自己一个农村人家，怎么去争取这样的机会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表示即使孩子优秀，也改变不了什么？
第三次是在9月，洪水过后王家开始从头再来，经济上捉襟见肘。王帅说：“妈妈，你让我回来吧，我实在是不想再增加家里的负担了。”赵秀兰说：“不行！就这样回来，以前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两个人僵持不下，最后王帅冲口而出：“家里还有多少钱，你有钱吗？”
赵秀兰登时哑然。
就这样，王帅回家了，王家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解除了，一家人惟一的梦想也就这样破灭了。
王帅在东方明珠俱乐部的费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在2000年初中的时候以1000块的“转会价格”从蚌埠的回民小学“转会”至上海的东方明珠，三年初中阶段，他交的钱很少，只是每个月两三百块钱的伙食费，当时签订的合同上写明，俱乐部每年反而会给每个学生培训费用，初中10000元，高中20000元（是以实物的形式），但是，从2002年他初中毕业开始，俱乐部突然产生变动，每个学生必须每个学期交纳3500元的学费，同时每个月上交1000元的伙食费，王帅一年的费用陡增至近20000元。在勉强支撑了一年后，王家最终只能放弃。
从上海回来，王帅并没有哭。这一次的伤害远远没有之前他没能去英国培训打击大。那次是一个国际著名体育品牌在上海搞的活动，要选拔四个人到英国去见见世面。那一天，王帅同组的其他三个队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比赛现场，组织方告诉王帅，其他人没来，你自己表现得再出色也没有用。但王帅还是单枪匹马参加了各项比赛。在颠球项目里，其他队的四个队员总共才得到1000分，而他一个人就得了790分。
比赛一回来，王帅在宿舍里蒙头大哭，那之后他又偷偷哭了好几天，但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出奇地冷静，冷静得不像17岁。
家里的情况一团糟，王帅回家之初还必须和15岁的妹妹王聪挤在一个房间，赵秀兰说他能感受到孩子心情极差，经常是几天不说话，所以家里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尽量不去刺激他。不久后家里给王帅找了一个职业中学去上课，准备2004年的高考。学校很远，每天必须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王帅办了一张15块钱的月卡，这是最省钱的方式。
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村孩子，王帅从踢球伊始表现出的灵气远远超过那些城里孩子，他小学三年级就能颠球颠三千多下，坐在地上他还能颠球。以他和张卫为首组成的宋滩村小学队居然在1996年打了一个安徽省贝贝杯的冠军，然后代表安徽到延边去打了全国比赛，结果在当年的32支队伍中他们获得第16名。1997年安徽冠军仍然是宋滩村拿的，这一次全国贝贝杯的战场移到了成都的都江堰。一支来自安徽农村的代表队能在全国性的比赛中亮相，这算得上是草根足球的范本。
实际上，他的好朋友张卫比他的情况更有说服力。张卫曾是刘春明时期中青队的一员，除了没有参加芬兰的世少赛，此前中青队的每一次集训他都参加了。他曾是深圳健力宝二队的队员，但当时随着健力宝出现一系列的欠薪情况，没有上一队的二队队员全部淘汰回家。
不幸的，张卫也在淘汰之列。他就这样与王帅脚前脚后回到宋滩村，连学籍都没有（因为他是安徽凤阳人，在蚌埠没有学籍）的他，整天游游荡荡，不知所云。张卫说王帅还好，放学以后还经常在学校里练练球，而他则看到足球就头疼，回来两个多月球一点也没碰过，所以现在已经胖了十多斤。
“辛辛苦苦十多年，还是回家来种田。”这就是王帅和张卫的真实写照。
可怜的是，连田都没得耕了。赵秀兰经常会看着屋里孩子呆坐的样子忍不住叹息道：“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把这钱省下来，房子我们家都建了好几幢了。”而爷爷王德山则说：“只怕宋滩村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送孩子去踢球了，我们两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中年男人王庆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儿子退学了，家里的地被征了，妻子的工作没了，生活中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可以每天用12个小时换来一个月两千元的收入。人到中年却要离妻别子，连家都没了，还只能在广州瞪着眼睛拼命，他心力交瘁。
有一个相熟的工友在广州与他邂逅时惊讶地大叫：“庆生，你怎么一下子白头发多了这么多？”
没人能想象他的苦，踢球这条路，是他替儿子选的。
在儿子王帅四五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交给了叔叔王德龙（王德龙辈分是王庆生的叔叔，但德龙比庆生还小一岁）。王帅八九岁的时候，严格的王德龙带领着他们一群孩子每天早上五点就开始训练，无论刮风下雨，甚至连洪水来时，只要能找到一块能踢球的空地，他们的训练就不会中断。
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训练，王帅后来才会很顺利地被安徽著名的足球小学回民小学（国脚赵鹏的母校）看中，后又被上海的东方明珠俱乐部看中，以一千块钱的价格把当时才12岁的王帅从回民小学带到上海。“一个小孩12岁就被人挖走，所以我觉得贝贝（王帅的小名）肯定能踢出来。”
王庆生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孩子踢球初期他那幸福的感觉太难忘了———对手太差，贝贝疯狂地进球，他则忙于给观众们发烟。因为只要有进球，大人们就会喊：“谁家的孩子？快发一根烟。”
结果一场比赛下来，王庆生的烟总不够分。那时王家家境不错，他不计成本地跟着孩子去延边、去成都比赛，既能旅游又能看儿子威风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但后来的事情让王庆生心碎。儿子不仅没有踢出来，还得了病。病根是在儿子代表某个中超俱乐部的预备队打比赛的时候落下的，当时王帅发着高烧，但是因为队中缺人，结果还是被教练派上场了。
这场球踢下来，王帅就好像有了内伤，平时训练基本上好端端的，比赛什么的也问题不大，但是只要训练一上量，他就会出现贫血，这么一个怪病，找了几个医生都束手无策。
通过我的数码相机，王庆生看到了回到宋滩村的王帅，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儿子的王庆生看得很认真：“贝贝的头发怎么长了这么多？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当然没有精神了，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呢！”我的坦率让王庆生一震。
他给儿子设计的几条出路目前看来希望都不大：球想继续踢下去，但不知道有没有俱乐部愿意给王帅一个机会；想参加高考，考个两百多分就能上安徽师大，但是学业丢荒多年的王帅说他每次上英语和数学课就像听天书；最后一条路就是去参军，但退伍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总之哪条路看起来都不光明。好在女儿稍稍让他放心，目前在蚌埠业余体校女足队的王聪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以后顺顺利利考个大学没问题。
当我把老人王德山正在开荒的场面如实告诉王庆生的时候，他一声长叹：“有什么办法！谁不想让自己的老父老母安享晚年？我不是不孝，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啊！”他指着自己的胃说：“我这里已经坏了，我想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的。但我无所谓，我只希望有医生能治好我儿子的病。为足球，我们家已经疯掉了一个，我不想我儿子也成为那样的人。”
好了，这第一个故事讲完了，王庆生说的“疯掉”的那个，是他的叔叔王德龙。下一章，我来讲《小镇青年王德龙》。
那是一出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