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彼德洛维奇的谈话由一个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话题开始。

　　“我们这儿来的每一个外籍教练，做到后来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一位申花俱乐部负责人总结道，“这儿的压力实在太大。”

　　斯托伊科夫困难的时候每顿饭只吃几片菜叶子，关着房间谁也不理；安杰依到后来总是发无名火，见方便跟谁过不去；拉扎罗尼在最后指挥的足协杯比赛中莫名其妙的换人决定，知情人说，他当时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彼德洛维奇饶有兴趣地请记者一一报出这几位教练名头，然后笑着说：“对不起，我现在还很健康，没有神经质的表现。”

　　但彼德洛维奇承认，这个五月对他来说，是最难熬的。“我在五月出生，五月一直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1991年的5月29日我们在巴黎夺得了欧洲冠军杯。不过如今在上海，这个五月我有麻烦，争取挺住吧。”

　　他所说的麻烦，是申花队要在两周时间内迎战三个甲A强队，第一关天津泰达已经顺利迈过，但余下的泰山和全兴呢？在他看来，中国联赛对比赛结果的过分计较使它成为世界上对教练员压力最大的地方。

　　“在别的国家的联赛中，人们也注重结果，但不像中国这样。”彼德洛维奇说，“在中国的联赛里，有些东西被忽略了。是什么呢？是足球本身。足球本身这个因素被搁置起来了，足球比赛的观赏性被扔到了一边。”

　　“这是球员和教练员共同的错误。大家进攻的欲望不足，想的不是怎样踢出精彩的足球，而只是把球踢得离自己球门越远越好。目标不是把球踢好，而只是不输。”

　　“比赛打得好或不好，没人问你为什么。人们只关心结果。如果我能平静地工作，我会教练员如何把比赛打得更好，我们会有更大的进步，但一场比赛成绩不好就要换教练，这让人无法平静地工作，有时候我们只能向现实妥协。”

　　真像彼德洛维奇当初所说，每一个教练都好像被匕首顶着脖一样地在中国联赛中战战兢兢地求生存吗？他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现在的成绩好于当初预想，但未来仍不很乐观，如果我们在接下来这几场比赛中打不好的话。我也想静下来考虑一下球员的优化组合问题，但没有谁会等你。我只有从结果上考虑战术。”

　　这当然不是一种有利于足球健康发展的环境，但这一切能不能得到改变？彼德洛维奇摇了摇头，显然这不是眼下所能做到的事，也不是他所关心的事。走遍天下的欧洲一流教练，必须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拿自己的声誉来冒险，值得吗？彼德洛维奇的回答是：“我的性格就是爱拚斗。困难很多，但我的目标一样是做到更好。”但与环境拚斗，首先要要做的事，就是接受这个环境。乔维奇做不到，而彼德洛维奇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妥协精神”，或者说适应性。他最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战术指导思想，尤其在客场，是不是太保守了？”每次这个问题都会勾起他对如今所处严酷环境的无奈之感。“你有时候必须做些妥协，因为结果是一位的，首先要确保不输球。”他说，“每个教练都想打攻势足球，但你首先要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除了自身球员的素质外，场地条件和对手采用的战术都是他所说的条件之一。“看看甲A比赛的场地，看看大家都采用的战术，你没法打出流畅的足球。”

　　在和天津泰达队比赛之前，最让彼德洛维奇头疼的问题竟然是天津的场地状况。“我看了泰达队和隆鑫队的比赛录像，那场地太糟糕了，你根本没有可能进行短传推进。”这也是他那场比赛中启用高中锋庞利、进攻中多打高球的根本原因。

　　在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大牌教练中，彼德洛维奇至今还是成功者之一，因为成绩在替他说话。申花队队长刘军认为，从人品和敬业精神上看，曾经执教申花队的两名巴西教练根本无法和彼德洛维奇相比。

　　中方教练和技术顾问们对彼德洛维奇的评价也是一天比一天更高。他不但在小的训练细节上虚心听取中方助手们的建议，在比赛战术制定方面也有勇气推翻自己的一套，采纳别人意见，这种品质就像胶合剂，把整个教练组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在对泰达队的比赛前，申花队中方助教练和技术顾问向彼德洛维奇提交了一份报告，否则一味防守难保城门不失。这个“刺耳”的预言让彼德洛维奇重新审视自己的作战方针。申花队以“343”的主攻陈型出现在天津，并赢下今年客场的第一场胜利，是彼德洛维奇听取中方助教练意见而变阵的结果。

　　对此最感兴奋的是申花俱乐部。如今看来，中外教练的配合已经成了申花相对于甲A诸强最明显的智力优势，他们也庆幸找到了像彼德洛维奇这样有合作精神和很强适应性的主教练。朱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