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５日下午，在中央电 视台《五环夜话》节目录制现场，前卫寰岛俱乐部总经理程鹏辉、人民日报记者汪大昭以 及球员王涛、江洪齐聚一堂，共说摘牌。

　　原本应邀参加节目的还有区楚良，但由于事先未得到正在广东清远集训的国家队领导层的认可，区楚良在北京刚下飞 机便接到国家队领队李晓光的电话，责令其必须于当晚回国家队报到，因此区楚良与《五环夜话》失之交臂。

　　关于刚结束的摘牌会

　　程鹏辉：在中国足协召开的各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我曾提议应允许各俱乐部在一起开个协调会，避免摘牌时互相撞 车，结果未被采纳。

　　江洪：摘牌之前我只与深圳平安一家联系过，此后便放心去上海拍电影了。当平安俱乐部通知我不能摘我时，我只有 听天由命了。摘牌会的当天我在北京，但没到现场。朋友给我打电话时我还在睡觉，一听到没人摘我的牌，一下子就醒了，这 消息比闹钟都好用。

　　王涛：摘牌当天我在现场，主要是想亲眼见证一下自己的价值。最后我被北京国安摘了牌，我想这也挺好，因为我的 初衷就是想换个环境。之所以开始想去厦门，是因为厦门队是最早与我联系的。

　　关于转会制度

　　汪大昭：现在用的这个制度还是马克坚任职业部主任时主持制订的，当时的核心是制订出评估球员转会费的一个公式 ，这无论如何也算得上老马的一个贡献。至于搞摘牌大会则是后来郎效农上任以后的事情了，老马已退居二线。现在要想彻底 否定这个做法可能性不大，但现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亟待完善。

　　程鹏辉：在现有限有的转会摘牌制度下，我们想摘的队员不一定能摘到。比如我们需要一个位置的队员，那么我们就 要把转会榜上所有符合条件的队员都纳入视线。这次，我们需要一个前锋，就有过选王涛还是魏意民的考虑，好在我们在摘牌 时有排名上的优势，就选了魏意民。

　　王涛：现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队员好像没有什么自主权，只能是到哪里算哪里。

　　关于下岗

　　江洪：现在下不下岗主要是受一些场外因素左右。一些水平一般但有一定社交能力的队员被率先摘牌，而我这样自认 有相当水平的队员却无人问津，这实在让我不甘心。现在我只能与各方面都联系，以前甲Ｂ球队与我联系，我几乎都不考虑， 现在却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我也作好了从事其他行业的准备，我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干好。

　　汪大昭：无论是叫下岗也好、待岗也好，我看要先划清界线。像江洪这样完全有能力打比赛、而没人摘牌的队员当然 属于一种类型，但更多的是一些根本就没打过职业比赛的业余队员，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想上岗而未果，不能列入下岗名单。 照这样看，下岗的球员并不占多数。我们一直希望球员中能有更激烈的竞争，这才有助于足球水平提高，为什么当这种竞争局 面出现后，我们又有类似叶公好龙的心理呢？以江洪的能力，在甲Ａ守门员中至少可以排进前３名，理论上应该有至少１０支 球队想摘他的牌，为什么现在没人摘？

　　程鹏辉：像我们给高峰挂牌，完全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现在即便是没有人摘他的牌，我相信他最终也不会下岗。我 坚信真正有能力的队员是不会下岗的。

　　关于转会费

　　程鹏辉：转会费是按足协规定的公式计算的。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高峰、彭伟国的转会费仅有二三百万元，而区楚 良的身价高达４９６万元？这是因为区楚良打满了全年２６场比赛，拿到了所有出场费。事实上我是赞成转会费订高一些的， 转会费一高，意味着买卖球员的成本提高，更有助于各俱乐部培养自己的年轻队员。如果买个队员仅需花费２０万，我倒真不 愿培养年轻队员了。

　　江洪：我从深圳平安转会的那个赛季，下半年没怎么打比赛，深圳平安俱乐部给我标的转会费是３３３万元。而我在 青岛打的比赛更多，收入也就更多，可为什么海牛给我标出的转会费却只有１９８万呢？可见其间人为因素很多。我倒希望自 己的转会费低一些，这样会方便些，但俱乐部又不同意，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