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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之前，龚建平被请进公安局的50天之前，有一个记者曾和他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如果龚建平真的因为涉黑而获罪，就此“一去经年”的话，则新华社记者杨明与他的这次会面无疑将成为传媒和“黑哨”自由交谈的“绝版珍藏”。
透过杨明的描述，龚建平其人其实已跃然纸上———他为什么要写忏悔信和退钱？他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他眼里的裁判圈、足球圈究竟怎样？他为何也有满腹委屈无处诉
？他有没有预感到50天后自己的命运？
背景
2002年1月初，杨明、方益波的调查逐步接近核心机密，在宋卫平的帮助下，浙江绿城负责和裁判接触的“方君”为杨明提供了接近陈国强、龚建平的机会。本来，杨明的目标是陈国强，但足协出人意料的紧急会议让这一设想流产。紧追到北京后，再次通过“方君”的介绍，杨明得到了龚建平的电话，并由此和他接上头，开始了这场特殊的会面……
2002年1月8日电话联系涉嫌黑哨
晚9时40分，我躲在车里给龚建平打了电话。
“你是谁呀？”
“我是新华社记者杨明，想问你点事。”
“你怎么有我的手机号？我不记得认识你呀。你是哪的？”
听他的口气很硬，也很不客气，典型的京味儿。
“是方君让我打的电话。我一直跟踪黑哨报道，写了几篇内参。”
“谁是方君？不认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北京人吗？”
“当然，北京生，北京长的，原来我也是搞体育的。”
“真的？是咱北京的就好说了。你原来是搞什么的？”
“搞田径。北京队的，撑杆跳。听说你是××学校毕业的？”
“是呀，你哪年的？”
“我45了”。
“那我得叫你声杨哥。”
我和他开始拉关系，说了几个人都认识。他的口气中警惕的成分少了许多。
“我说咱也用不着见。足协不让裁判接受采访，真的。黑哨的事我也知道了一些，这时候我不想说什么，一说准成靶子。”
“你误会我意思了。我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不涉及那些敏感话题，你看行吗？”
“那有什么意思呀。我说咱们不急。过段时间，我听你口气也是对路子的人，以后没准还交个朋友，杨哥，你说怎样？”
“那好吧，以后再约。”我不想逼他太紧，挂了电话。
我长舒一口气。一直就想给他打电话，听起来，这人身上有北京人典型特征，爱交朋友、说话直、似乎容易轻信人。
2002年1月9日我和涉嫌“黑哨”聊天
今天晚上见到了龚建平!
事情是这样的。晚上7点，车刚要进大院，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是龚建平。“杨哥”，他叫我杨哥，显得很亲热。其实，这是北京人的习惯。有时可能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是我们这样的还没见过面，只要对方比你大，通常就“哥”呀“姐”的叫，透着不见外。
“哟，是你呀。哥们儿。”我也显出很近乎的样子。
“你认识××报的阿二吗？”
“太认识了那是我哥们儿大学校友，我比他高两级。怎么了？”“我们俩十几年交情了。我今天恰好见到他。我说和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我一提你，他说那是我铁哥们儿你说多巧呀。咱哥俩还真有缘。”
“要不怎么说呢阿二人特仗义，我们也十几年了。”
“你昨天不是说想聊聊吗。我也不好掰你面子。你看这么好吗？咱仨一起坐坐，也别聊那话题，权当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好呀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千万别相信记者，包括我在内。”
“杨哥，就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好，那咱们就8点在人民大学正门见，那离阿二家近。”“成，一会儿见。我开辆灰捷达，你是什么车？”
“红夏利。到了手机联系。”
别找事了，我还是喝茶
到了人大门前，我停了车。后面有人摁汽车喇叭。我看到阿二从车里走出来。和他在一起的是个穿黑皮衣的人。中等个、体形匀称。
我和阿二亲热握手，“黑皮衣”见面有点生分，不像在电话里那样亲热。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我注意到他没有叫我“杨哥”，只是招呼了句“你好”。
我们随着阿二走路去一家小歌厅。路上，“黑皮衣”嚼着口香糖，一副不在乎的劲。我和他基本没有说话，只是和阿二东拉西扯。
找了一个小包间，房子很小，没有电视和音响，是专门聊天的地方。
“你要点什么？啤酒还是饮料？”我问“黑皮衣”。
“别找事了，我还是喝茶。”他说。
阿二弄了瓶百威，我要了杯咖啡。
大家都脱了衣服，我把手机关掉。地下室收不到信号。
“哥们儿，你最近够火，听说整什么内参呢。别出这风头，我劝你。你看我就从来不搀乎足球。”阿二对我说。
我说：“咱今晚不聊足球，聊点别的行不行？”
我和阿二海阔天空地乱扯，“黑皮衣”坐在一边有些尴尬。
我开始和他搭讪，聊起我们认识的几个人。
“你怎么干起记者来了？搞体育的一般都不怎么会耍笔杆子。”
“我根本就不是干体育的料。当时主要是避免插队。后来我摔了个脑震荡，就下了决心上大学了，学的是英语，可最后还是落个报道体育。”
阿二开始插话，他特别能喷。我发现他和裁判们都很熟，认识十几年了。
“杨明，我就为裁判鸣不平。你知道他们早先多辛苦吗？就拿他说吧。当年骑辆破自行车，满城赶场。这边东单刚结束，那边北大又踢上了，大冬天冻得哈哈的，谁把他们当人看来着。他都吹了小20年了，当时吹的那帮人早淘汰光了，培养出一个裁判多不容易呀，谁不把自己的饭碗当回事。装丫挺的，现在都说裁判黑，我怎么就没看见一个裁判敢乱来的。满场几万双眼睛盯着呢，不吹错还饶不了你呢，你说是不是？”
我答应着，说我不怎么看国内的联赛，我不喜欢足球。
我知道我的名字上内参了
“现在我们裁判也不能说话，足协也不让我们说。杨哥，你说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熬了十几年才弄个国际裁判，谁真敢像外面人传的那么黑心？就说我吧，老婆生孩子我都回不去，一年到头在外面。有一次，我妈病了，我老婆又抬不动，只好几个朋友帮着送进知院。我在外面听着电话，眼泪哗哗地掉。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
“我希望司法尽快介入，好让我有个能说清问题的地方。我就担心弄个不清不白。足协今年让我停哨，又不说我是黑哨，找个其他借口，结果更恶心，人家肯定乱猜，你让我怎么面对大家呀，让我们全家都帮我背黑锅。我不怕调查，我就怕闪着我，弄我个不清不白。”“黑衣”激动地说着，给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无辜。
“杨哥，你也别瞒我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上了内参了。你也别问我从哪知道的。这倒好，我这下真出名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到该说的地方我就对该听的人说。”
“听传言你就是那个写忏悔信和退钱的裁判，是真的吗？”
“谁告诉你的？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地方，让最后的事实证明吧。”
“听说，你的问题比较特殊，你是拒绝收钱的，是他们硬塞给你的，宋卫平他们也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这用咱北京话讲就是装丫挺。知道对不起我还把我治了，上内参就上呗，我倒真出了名了。杨哥，其实这个宋卫平最阴。他导演的那场假球，你看了吗那场？两场比赛同时进行，他煽乎球员罢赛四分钟，利用时间差等另外那场球结果，然后又说我们不罢踢了，咣咣咣，最后几分钟连进3个球，你说丫孙子不孙子，现在，好人都让他做了。一边弄我，一边还心里过不去，什么人呀”
看到“黑皮衣”着急的样，阿二说：“杨明，说实话，他我是了解的，都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我觉得现在把一切矛头都对着裁判不太对。足坛上的腐败多了，光让几个裁判扛公平吗？你说哪没有不正之风？就说咱记者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收下200块钱你把别人都抬了，你丫还能在这圈里混吗？我说这整个足球都有病，连球迷和媒体在内。怎么女足和田径没事呀，你们丫玩命炒，非上赶的迷，怨谁呀”
“没错。什么事在足球圈里立刻放大好几倍，我也特烦那帮小崽儿，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瞎写。”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接着，阿二又告诉我们一个新段子：“陆俊听说张宝华是黑哨，不高兴了，说‘他哪是黑哨，他哪有我黑呀’。你说这帮人多坏，段子都给人整出来了。”
我们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
我问那裁判说：“你看中远对吉利那场球了吗？从电视上看，进的那球可是明显地两次都越位了。”
“我真的仔细看了，从技术上看，第一个球绝对是没有越位。第二个球我认为是电视的角度使大家觉得是越了位，其实，边裁的位置站得很好，我认为不是越位。电视转播的角度常常造成偏差，我们常为这挨骂，你说我们找谁去说理去。”
“我听说李东升召集了一帮老裁判，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比赛录像都看了，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没发现裁判执法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觉得呢？”我继续问。
“球迷虽然懂点球，但毕竟真正踢球的人不多。你说我都吹了19年了，一步步上来，有球迷盯着你，有裁判委员会盯着给你打分，还有电视录像作证，谁吃了豹子胆敢吹黑哨。俱乐部说比赛前胜负就已经让裁判敲定了，那不是胡扯吗，裁判有那么大本事吗”
“算了，不说这些了。你最近忙吗？”
“我这些天也上网看看，觉得把裁判说得漆黑一团真不是事实。今年这球还怎么吹呀？7个国际裁判3人上了内参，就二十几人，都停哨我看这球还怎么玩。”
“好，不说这个了。我希望能给裁判一个说话的机会，内参里光是俱乐部的一面之词也不对，最好是了解一下裁判怎样说。但我和足协提过几次，在他们和裁判谈话时让我旁听一下，可是他们没有回音。”
“我们真的不敢私下接触记者，让足协知道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我们怕足协怕得要命。”
“我还是要和阎世铎谈谈，希望他能让我们把来自裁判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反映反映，这样好让上边对真实情况有个准确的把握。”
“要是那样就好了，肯定裁判有不少话要说。只是现在这种一边倒的声讨下，谁敢公开讲话呀。”
发展
就在杨明和龚建平会面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体育界不容许腐败现象存在》。几乎是以此为标志，关于黑哨的调查从具体实证的收集转入司法准备阶段，杨明、方益波更多地开始关注司法界对这一现象的争论。也就是说，和龚建平的会面，几乎是他们在黑哨调查期间与裁判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本文摘自杨明所著《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一书，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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