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SNet体育沙龙讯：据《中国足球报》报道，回想职
业联赛开展几年来，种种矛盾不停地暴露出来，从当初的
球员转会、球员薪金到“假球”、“黑哨”，再到今年的
炒教练……本赛季联赛临近尾声，雅琪集团、万达集团等
投资方又开始炒自己的“鱿鱼”了。
首先，我们不必为这些现象而惊慌失措，因为这毕竟
是我们事业向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永远停滞不前便
绝不会出现诸多新的“不适应症”。
尽管万达集团否认“永远（或暂时）退出中国足坛”
缘于经济方面的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从足球产业的角度
来透析我们的职业联赛。毕竟，历史进化到每一阶段都需
要总结、发展。
驾轻就熟靠真功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雅琪、万达等集团欲退出甲 A
意味着中国足球资本已发生动摇，这种“动摇”缘于体制
、足球现状“黑暗”等因素。
资本的定义包含两个部分：生产资料、货币。因而对
于足球而言，只有生产资料（教练、球员）与投资方所拥
有的货币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能称其为真正的足球“资本
”，这两部分是缺一不可的、是相互依存的。
雅琪、万达等投资方萌生去意固然会对我们的职业化
足球带来一定的震动，然而部分资产的变迁恐怕并不足以
说明“资本”投向的改变，更不足以说明我们的足球环境
恶劣到了极点。毕竟，作为“资本”的一部分，生产资料
仍然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容忽视的。至于中
国职业足球“大厦将倾”的说法就更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残酷的法则，然而生物又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着大自然。片面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面，
就未免过于主观、偏激，也是于事无补的。
诚然，中国足球产业乃至竞技足球水平的发展需要适
宜体制、环境的配合，而目前我们大多数足球俱乐部的经
营也的确处于亏损状态，情况严重的甚至无力维持下去，
直至转让俱乐部股权。然而，是不是经营亏损就一定是体
制、环境在做怪呢？我们不妨看看上海申花俱乐部。
据了解，上海申花俱乐部本赛季拓展经营思路，开展
多种经营，不仅俱乐部自身在赛季结束后预计将略有盈余
，据称还可以扶助申花集团下属的亏损企业。
本赛季申花队的主场门票被虹口体育场以1000万元的
价格买断，而场地广告牌也售出800 万元，球衣广告约合
人民币1700万元（200 万美元），另可从中国足协得到联
赛冠名、场地广告、电视转播广告分成150 万元，另外还
有部分球员形象广告、标志产品经营等项，累计全年收入
保守估计将突破4200万元。
另外，上海市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以及申花名牌的
无形资产，申花俱乐部在一个赛季的收入颇为可观。这在
国内足坛无论如何也算得上独树一帜了。
当然，上海位居改革最前沿，政府重视，当地的外资
企业多、广告意识浓重，球市平稳等因素都是申花俱乐部
经营成功的客观因素，可毕竟申花俱乐部与所有的职业俱
乐部一样处于中国足球的体制、环境之下———布料都是
一样的，关键要看如何裁剪出新款、合体的衣服。
同样是一辆汽车，一个人驾驶就可以百万公里无事故
，而另一个人转眼就可以把它撞得面目全非。
主观惰性不容忽视
职业俱乐部作为一家企业，经营亏损，商家退出，原
本再也正常不过。然而亏损的主要原因则很必要总结。吃
一堑，总要长一智。
据我曾经接触过的几家俱乐部负责人介绍，在目前的
状况下，一般甲A俱乐部全年收入2000-3000万元还是有保
障的，俱乐部亏损严重的关键在于支出过大、入不敷出。
换言之，俱乐部自身的经营决策失误是亏损的主要原因。
以当年的辽宁俱乐部为例，俱乐部构架为股份制，在
降低经营成本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经验。当时的俱乐部总经
理张桐坡可以非常从容地举出例子：“看，这酱油是赞助
的、那面粉也是赞助的……”然而，一支甲B 俱乐部的球
员，其工资、训练津贴、比赛奖金甚至高于部分甲A 俱乐
部球员，这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客观规律的（甲A与甲B所创
造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导致俱乐部全年支出过大
，在购买外援时出现资金短缺。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记得，
当时的主教练杨玉敏也抱怨：“跑来跑去（意指派杨玉敏
出国挑选外援）总说球员质量不过硬，其实就是没钱。”
事后，一与张桐坡相熟的人士称：“张桐坡并不是小气、
舍不得花钱，而确实是没钱，球员薪金过高也确实是他的
失策之处。”
上个赛季临近尾声，大连万达队赴京城挑战北京国安
队，最终两队以0比0握手言和。当郝海东、徐弘等球员还
在为没能在形势占优的情况下拿下对手而备感遗憾时，董
事长王健林却显得异常兴奋。他进入休息室后便热烈鼓掌
，大声说：“我们虽然没能在客场拿下国安队，但我们占
有绝对优势，体现了我们不可战胜的实力。对这一点，我
非常满意。回去后，咱们（这场比赛）的奖金翻倍！”据
记者事后向万达队队员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在万达俱乐部
并不鲜见。
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不久前拍摄的一部关于足球产业
的新闻片中，接手佛山队的厦门远华俱乐部负责人也向记
者表示，作为股份制俱乐部，他们初步筹措了6000万元的
资金。目前他们受到（甲B 球队）经营手段的限制，收入
不甚显著，可支出却一分也不比别人少。这种情况如果不
加以改善，长此以往，俱乐部的确难免坐吃山空。
以上事例向我们揭示出经营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大
意义上决定着“资本”累积复加的程度。
有人说，这只是一种表像，只是冰山一角，是中国足
球的“支点倾斜”使得经营者经常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
，恰恰是某些经营者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无视“价值”
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存在，从而导致经营无序。关于这
一点，万不可本末倒置———“支点倾斜”是客观经济规
律对于无序经营的一种惩罚。同时，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有
些俱乐部经营者主观思想上存在的一种惰性。
原前卫寰岛集团总裁王福生曾经说：“我热爱足球，
也是个球迷，但绝不能以球迷的心态去经营俱乐部。我是
把俱乐部作为一个企业来做，坦白地说，是要赚钱的。”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前卫寰岛队没有与上赛季前卫队的核
心球员、原英超埃弗顿队的主力球员保罗续约。因为“我
们最后一算帐，他的收入占了我们利润相当的比重。举个
形象的例子，每一场比赛，我们有8 个看台的球票收入落
入了这名外援的腰包，因此成为了我们创利的一个阻碍，
这不行。”王福生解释说。
对比这些大俱乐部而言，“小兄弟”解放军超能俱乐
部的总经理王渤也发出了坚强的声音：“没有能力的企业
就不要搞足球！”作为一支乙级球队，超能集团本赛季共
注资340 万元。由于在决赛阶段被抽签淘汰，俱乐部仍剩
余决赛阶段资金以及八一大队管理费共约110万元。
“我所谓的‘能力’是指经营、管理两个方面。早在
赛季之初，我们就做出了详细、合理的财务计划，在保证
球员薪金、球队资金周转等前提下，把成本降缩到了最低
的程度。如果考虑到俱乐部的品牌效益等无形资产，那么
超能集团今年只赚不赔！”王渤解释道。
引人注意的是，乙级球队没有服装赞助（反而要自己
掏钱购买）、电视转播费和广告等收入，由于球员年龄结
构年轻，也没有球员转会收入。也就是说，王渤声称的“
只赚不赔”是建立在实际资金收入几乎等于零的基础上。
这也许又在提醒着我们———合理的成本以及无形资
产（品牌效应）均是俱乐部利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尽管如上所述，我们的经营者主观缺乏足球产业化经
验导致产业效益“衰减”、“失真”，但是同时我们也必
须认识到，某些客观因素也确实制约着足球产业化的进一
步发展。
众所周知，电视转播是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中的主要经
济支柱之一，特别是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的电
视转播权成交额已达到数十亿美元。而作为职业俱乐部的
一项主要收入，我们俱乐部的所得却令人羞于启齿。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鹤立鸡
群，无人能与之比肩，因而获得顶级联赛———甲A 联赛
的电视转播权堪称不费吹灰之力。在更早些年，主办方还
要出钱出力请求电视台予以转播。即使是“职业化”的今
天，对于甲A 联赛的电视转播权，中央电视台也仅以区区
广告时段作为“代价”获得的。从某种角度说，这笔本该
成为俱乐部收入的费用却落到了电视台的腰包里，不能不
说“制度”、“法规”制约了俱乐部产业化的进程。
当然，现在这份为期五年的甲A 联赛电视转播合同有
着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具有一定的不可追溯性
。然而，在随着现今省市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网络的形成
，可以说对于甲A 联赛电视转播权进行招标拍卖的条件已
经成熟。对于这种商业行为，我们就必须将其纳入商业化
轨道去运作，最终达到规范足球产业化市场的目的。
此外，球员转会的收入通常也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无
外乎是因为我们的转会机制还不够健全，甚至也曾在摸索
当中存在迷惑、迟疑的时刻。
事实上，北京国安俱乐部在球员转会方面便收益颇多
。本赛季初，共有谢峰、曹限东、符宾、王涛、邓乐军等
球员转会，除转往乙级队的王涛，其他队员的转会费均在
百万以上，其中邓乐军的身价更是突破了二百万元，而国
安俱乐部用于购买年轻球员的花费却所需甚少。有人指责
国安此举为饮鸩止渴，无异于慢性自杀。而国安俱乐部对
此解释说，转出的队员早在去年联赛后半程便已失去主力
位置，他们的转会对国安队的实力没有实质性影响。与此
同时，国安俱乐部已从球员转会方面获利颇丰，多少也能
弥补一些假冒标志产品给他们带来的亏空。
除了国安个案外，其它俱乐部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通过
球员转会可以增加市场流通，获得经济利益———至少还
没有下决心付诸实施。
因此，我们在修订转会章程时，似应保护、鼓励球员
转会的积极性，也应该在政策上给俱乐部转出球员创造一
个宽松的环境。可能有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年轻球员流
失过快，会影响俱乐部培养年轻球员的积极性。
其实，只要球员转会市场真正能够流通，转出球员的
俱乐部同样也可以转入其它俱乐部的球员，自身利益不仅
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增强培养年轻球员以谋求经济利润
的积极性。
目前，球员转会费、签字费（按照国际惯例，有关政
策似应使签字费有限度地合法化）已成为各俱乐部支出的
一大负担，无疑也是深受转会市场相对封闭之苦。因此健
全转会机制，也是规范足球产业化市场的一项内容。
针对各俱乐部标志产品屡被侵犯的情况，我们的俱乐
部可以挖掘品牌效应的内在潜力，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以申花俱乐部为例，他们可以利用申花品牌（包括球员
个人形象）为饮料、服装等产业做商业广告，又可以利用
名牌效应开发系列用品，例如申花牌日用品、电器等等。
合理、有序地经营行为可以促使外部环境的改善，外
部环境的配合又会保障有关经营行为畅通、高效，二者紧
密结合、相辅相成。
球迷亦应动“真格的”
足球踢不上去，球迷总是伤心无比，因为他们总是认
为自己付出了许多许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慢慢地，
球迷与球员之间产生了对立情绪，认真分析一下，仍然是
经济杠杆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球迷对于职业足球最直接的投入无非是球票、标志产
品等，间接的投入计有场地广告（场地广告受现场众人数
制约，实际上与球票挂勾）、电视广告等。
据悉，目前几乎所有俱乐部都很难从比赛门票方面收
入很多，而这原本也应该是俱乐部的支柱收入之一。
情况糟糕的莫过广州太阳神队的主场，由于成绩严重
下滑，比赛现场的观众人数也呈直线下降，据称个别场次
仅有2000余人到场助威。因此该队在门票以及场地广告收
入方面所得微薄，仅有可怜的200 万左右（申花俱乐部几
乎是他们的10倍）。
而成绩骄人的大连万达也强不到哪里去，据统计，年
投资达5000余万的万达队全年的门票收入只有不到500 万
。有次我出差到大连去，竟然有大连球迷伸手向我这个“
外地人”要球票，令我实在惊讶不已。仔细问过之后才知
道，大连球迷大多数都是“找”票看球，真正自己花钱的
不在多数。其原因也很奇怪：不是没有那一二十元的门票
钱，而是因为能“找”到票似乎体现着一种地位、能力…
…
据了解，四川、山东、武汉等地，类似的现象也颇为
严重。
另外，标志产品多为假冒，俱乐部不能从中受益；看
电视的观众也许不在少数，可电视转播的广告费也几乎落
不到俱乐部囊中———实质上中国的职业化足球并没有依
靠球迷、观众的力量维持，这才是足球市场最为畸形之处
。
球迷们恐怕从来也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没有投入，又
凭什么想无功受禄、成为足球的“主人”呢？
球迷们既然没有为足球产业做出“贡献”（仅就直接
投入而言），又不时掺杂些许扰乱球场秩序之举，也难怪
时下的足球市场有些混乱了。这样说，也许球迷们的感情
会受到伤害，但事实摆在面前，市场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
情———要想获取精美产品，就必须舍得投入。
问题还不仅在于金钱方面，更反映出足球市场的浮躁
、涣散之态，使得我们的足球缺乏一种合力、凝聚力，因
而我们的发展有些缓慢便不足为奇了。
不能直接吃第八个烧饼
无论如何，我们还得重温那句话，暴露出这么多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大好事。因为我们宁愿
在进步中暴露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不愿停在原地踏步。
同时，我们的职业联赛只有区区5 岁，作为一个神智
正常的成年人，谁又会对一个5 岁的孩子过于苛求呢？到
他长大成人，还有一段必然漫长的路要走，拔苗助长是谁
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而，我们可以以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的职业化进程为
镜，却不能施以极端化的“拿来主义”。即便是时下很热
点的默多克把巨资投入曼联，从本质上讲，这与当初我们
的球员猛然年收入数十万的现象一样，都是只具有一定的
轰动效应。而论及其实际意义———到底10亿美元扔在曼
联身上能不能赚回来乃至获得巨额利润，现在恐怕谁也不
敢打这个保票！默多克倒是把金币、绵羊、奴仆都带上了
，但即使是在非常具备“生产关系”的英格兰亦是同样具
有风险。毕竟，欧洲大多数的俱乐部也处于亏损境地，这
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原因（难道水晶宫俱乐部到
我们这里是来寻找“生产关系”的？），而是要解决好“
生产资料”与“货币”的搭配与运用。
由此看来，急着盲目崇拜别人还太早了些，把自己的
每一步都走踏实了才是关键。
饿急了的人抓起石头都能当馒头，但并不是所有黄颜
色的都是黄金。
本人尚且年轻，还不能引用马克思等前辈的话达到不
假思索的程度，但我从几岁起便听长辈讲过一个故事：有
个饿汉吃了一个烧饼，不饱；又吃第二个，还不饱；随后
，第三、四、五、六……直至吃到第八个烧饼才吃饱。饿
汉拍拍自己的肚子说：“早知如此，我直接吃第八个烧饼
就好了。”还是不要让中国足球直接吃第八个烧饼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