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旺:一切随着何振梁驾鹤西去而烟消云散

2015年01月11日10:30   体育专栏  作者:杨旺  

  很遗憾,在1月10日送别何振梁的队伍中,期待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以个人的浅见,何振梁和某些体育官员的所谓功过是非,除了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以及在国际组织规则践行的差异。​

  本文首发于《新世纪周刊》体育专栏

  2015年1月4日,85岁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去世,引起国际奥委会和民间的持续缅怀(国际奥委会甚至下半旗默哀三日,这种最高礼遇只有2010年萨马兰奇去世可比),国家体育总局及其下属的《中国体育报》却有些选择性失语,这多少有些突兀。

  这已经不是何振梁第一次遭遇来自体育机构的特殊对待了: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后,前国家体委某位实权人物就因为对何振梁极度不满,甚至拒绝在公开场合与他握手。2007年,《中国体育报》刊发一篇名为“申奥六鳞”的文章,暗示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等美誉,事后考察,此文作者正是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书记李志坚。2009年,体育画报一干同事来到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办公室。从给我们逐个沏茶的举动看,这是个不问江湖是否的七旬老人。但提及与“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何振梁的PK,袁伟民还是剑眉一挑,怒目而视,“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在国际组织和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国HE”,与中国体制中的“某外交家”“某委员”,就这样在体育体系制造着巨大的错位。

  作为体育总局里面两个体系(技术体系VS行政体系)、两股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中心VS运动队体系)甚至两种思维方式(唯金牌论VS大众体育)的典型性代表,何振梁的所有纠结,都源于他自身复杂多重的身份识别。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何振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他的双重身份发挥到极致: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这两者之间的博弈,既是个性学养使然,也可能是“文革”前后体委高干的代际差异,甚至某种中国特色的权谋较量。但个人认为,源于中西文化,源于国际组织规则的认知践行方面的差异化,才是双方争论甚至相忘于江湖的根本原因。在何振梁广泛接受西方文化,融入并主政国际奥委会这个世界体育最大规则的颁布机构时,他已经在不经意间,和他的那些实际操作体育的同僚们,拉开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何振梁192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九岁时随全家迁居上海法租界,在教会学校读书,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何振梁自身的教育、阅历,使得他在应对西方文化、国际赛事组织规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这一点,从他和三届国际奥委会大佬均保持良好的关系即可见一斑:萨马兰奇当何振梁是亲哥们儿。萨马兰奇掌控中国甚至亚洲,何振梁是其中重要纽带。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奥运会那字正腔圆的“北京”二字,就是来自于何振梁的亲口相传。罗格呢?尽管坊间盛产的是何振梁如何私下支持韩国金云龙,事实上,罗格尊称他为兄长,在国际奥委会涉及大部分中国事务时,都会与何振梁沟通商议。而在何振梁逐步半隐退的岁月,媒体中也多见何振梁接见罗格的镜头。至于如今的掌门人托马斯•巴赫,两人的生日都是12月29日,在这一天互赠礼物已经成为双方的常规礼节。去年巴赫还获赠一匹陶瓷雕塑马,寓意“马到成功”。

  但何振梁的困难之处在于,自己代表的是一个体系庞大的体育组织,而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导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HE”和“那个人”,往往会产生尖锐的冲突。

  试举几例。

  1993年,北京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突然把一份报纸放在了何振梁面前。该报道大意是“北京奥申委官员讲:如果美国以人权问题反对北京申奥,中国将抵制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凭借常识判断,这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何振梁决定以中国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奥委会承诺无论申办结果如何,中国都将派代表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事后何振梁承认,此举无意中伤害了“一些有爱国主义热情而忽略奥林匹克精神”的同志。

  何振梁主张中国的有关部门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在工作作风上也会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此举让某些官员不爽甚至暗恨在心。

  中国代表团曾要求何振梁发挥个人影响力,将具有夺金希望的女垒继续留在奥运会项目中。但何的难处在于,此前自己已经设法让执委们将武术保留在可以考察的项目范围之内,无论从轨迹组织的流程还是人情世故,女垒之事都不适再提。于是,他向有关方面说了“NO”。

  从孤立的事件来看,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如果将所有事情联系起来,而且加诸在微妙而讲究等级制度与服从的官场政治,何振梁就给某些方面一种“自立山头、难以驾驭”的看法。加上奥运外交事务瞬息万变,很多事情需要身居高位的何振梁当即拍板,而不是等待体育机构甚至政府部门集体决议。这一切就远远超越了有关方面所能容忍的底线。于是就有了我们之前无法理解的各种争夺甚至纠葛,

  不说到不听招呼,我还想提供一件小事:

  申奥成功之后,我受当时杂志社所托,造访了何振梁位于北京法华寺的家。尽管处于赋闲状态,但他还是非常忙碌,心爱的网球已经许久未摸,期待的雕塑展也一直未能成行。但他还是耐下心,对我这个奥运菜鸟进行了大概1个小时的知识普及。​

  提及规划中的晚年生活,何振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一个人像一个舞台一样,国家有国家的舞台,局部有局部的舞台。你在一个舞台上面,你扮演什么角色,有的时候历史把你推向前沿,主角也好配角也好,每个人应该懂得他自己的角色完成了什么程度,该淡出的时候就淡出。

  稿件写完,我交他送审。回来的版本中,密密麻麻用娟秀的字体进行了修改,包括年代,提法(甚至个别错别字。)

  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给予记者足够的尊重(我身边的记者前辈许基仁、汪大昭都有过类似的体会),这又是何振梁的不同之处,也让那些“感觉自己做了事情”的官员感觉到不公。

  不管腹诽也好,不公也罢,这一切都将随着何振梁驾鹤西去而烟消云散。但希望他所坚持的这些理念,能为那些有所抵触或者为之击节的官员们所继承和发扬。也希望他的国际奥委会后继者,比如杨扬们,能释放出更多,更充分的空间,能为中国体育谋取利益。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何振梁 国际奥委会 中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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