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是2005年2月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他上任后便给体育前辈魏纪中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如何才能搞好中国足球？这里面涵盖了足球竞技水平的提高、职业足球的发展、青少年足球的普及等一系列问题。
魏纪中老爷子的回答很简单：“办好一件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办砸一件事一个人捣乱就够了”。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的精辟，很符合中国足球的体制国情。
顺着这句话的思路延续，朦胧中就能看到一些捣乱的元素。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二十年来，担任过中国足协领导职务的，无论是谢亚龙，还是他的前任王俊生、阎世铎，或者他的后任南勇、韦迪、张剑，都有想把中国足球搞好的强烈愿望。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些旁观者坚信。但为什么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改革之后反而“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就要找找谁是其中的捣乱者。
通常来讲的捣乱者，踢假球算一个，吹黑哨算一个，不作为算一个，收受贿算一个，假新闻算一个……。但这些鸡零狗碎的捣乱者，都不足以对中国足球构成颠覆性的危害。足球职业化改革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足球发展的真正捣乱者，让中国足球身陷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思路和体制上出了问题。这种与足球职业化发展相违背的旧体制，这种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管办不分”局面，才是中国足球的核心捣乱者。
在五岳之尊的泰山有一幅对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障奇观。
第一个离开中国足协领导岗位的王俊生，后来成了我领导，闲暇聊天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足球的发展就好比是爬泰山，登顶要走六千多级台阶。我这一任可能只爬了十级台阶，未来的继任者应该从第十一级开始继续爬，而不是退回山下重来”。
我觉得这话特有中国足球发展的哲学思想，看看如今中国足球的现状，还真是在泰山脚下那十几级台阶来回晃悠呢。究其原因，并非王俊生之后的足球管理者无能无力，而是违背足球发展的体制枷锁捆绑束缚了他们继续向上攀爬的手脚。
世界足球，浩浩荡荡，职业足球的发展已成为提高足球水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理念。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一直受着旧体制“管办不分”的行政干扰。照理说职业足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法制经济，足球市场上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的管理者都要依法行事，而绝不能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法，自己仲裁。足球职业化改革二十年来的修修补补策略，不仅误足球事，也误体育改革之大事。
前几天在北京奥林匹克俱乐部遇到容志行、李毓毅等中国足协执委，本能的聊起深圳足球、上海足球。但今天才从报纸上得知，他们是来北京参加中国足协执委会的。而报纸介绍的这次执委会，将对中国足球管办分离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早知如此，真应该请人家吃顿手擀面。
这些天不断有比较利好的消息传出，如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体育教育要将足球作为重点项目，逐步建立与健全四级校园足球联赛机制。还有中国足球协会将设置运动员委员会，中超公司要与足球管理中心脱钩等等。这其实就是中国足球要共同努力的信号！只有教育部门、体育部门、职业足球投资人、新闻媒体等方方面面都齐心协力，中国足球的改革必将走向坦途，一溜小跑登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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