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冲过重重人群，兴奋地扬着手中摸到的“草花K”跑上台去二次摸奖时，他清楚记得，站在台上的一位穿着蓝色外套的人面带微笑地告诉他:“不要激动！”很长一段时间，刘亮及其家人只知道这个有南方口音、自我介绍是“现场主管”的人姓杨。

　　17岁的刘亮没法不激动。前几天回家时，父亲偶然间提及，四川一个在外打工的人中了大奖，无意中给了在西安市做保安的刘亮一个启示。这几天听说在西安东新街的彩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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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点，已连续两天有人中“宝马+12万”的大奖，更是给刘亮无比的激励。“我就是冲着宝马去的！”花光了身上所有的64块钱，刘亮幸运地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此刻，宝马并不遥远。

　　刘亮清楚记得台上的箱里只剩下四个信封。他摸出一个，信封很大，是黄色的牛皮纸作的，拆开外边的信封，里面一层一层套着小信封，拆开第四个信封时，看到了一张白色纸条，打开一看:“恭喜你中了宝马+12万”的字条。那一刹那，刘亮说他兴奋得快窒息了，印象中，主持人的声调已跟着他兴奋地提了好几度。

　　时间锁定在11:40分。事后证明，刘亮的大奖对刘家是个意外，对以为四辆宝马的大奖尽在自己掌握的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而言，是个更大的意外。

　　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冲击得近乎眩晕的刘亮坐上一辆黑色的宝马车，按照体彩中心方面的安排，他先到宝马公司，准备换车巡游。

　　在宝马汽车销售处，刘亮遇到了一位陌生男子。杨永明向他介绍说是“第一个中大奖”的杨小兵(后经警方核实，杨小兵真名为岳斌，与第二位中获者刘晓莉和第四位中奖者王军一样，都是杨永明找的“托”)。兴冲冲的刘亮问“杨小兵”，打算怎么处理宝马车，让刘亮奇怪的是，杨小兵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没有做声。在此之前，宝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无论是杨小兵还是刘晓莉，这两位大奖中奖者来领奖时都没有什么兴奋的表情。

　　按照杨永明的安排，刘亮在宝马公司换上了“杨小兵”中的白色宝马，由杨永明驾驶，刘亮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沿街巡游继续宣传。从1:30分到7:30分，刘亮在外巡游了6个小时，而这恰恰是杨永明要求的。杨小兵和杨永明中途先后下车，换上一位男子继续开车巡游。事后，刘亮仔细地回想每个细节，仍得不出杨永明当时要反悔的结论，甚至还留有杨永明真心高兴的印象。

　　得知消息从村里赶来的刘家人下午3点50分赶到现场，却一直被工作人员以“当事人不在”为由而无法靠近领奖台。情急之中，刘母看到了一个熟人——彩票中心发行部副部长吴燕华，才靠近奖台。杨永明注意到了刘母与吴燕华的熟识:“你们还认识？”对刘家人而言，这位姓杨的工作人员平静而微笑的表情一直印在刘家人的印象中。杨永明告诉刘家人，因为公证人员下班了无法公证，所以只能明天来取车。

　　3月24日一早，刘家包了一辆车兴高采烈地赶往市内，半路上刘亮的堂哥接到杨永明打来的电话。刘亮没有手机，中奖后留的是开出租的堂兄的电话。杨永明告诉刘家:昨天中的12个大奖中有一个是假的。一车的刘家人一下子从大喜转到大惊，赶到彩票现场，昨天一直笑眯眯的杨永明一下子严厉起来:“如果这张票是刘亮的，要负法律责任。”

　　3月25日，刘家再度索车无果，情绪失控的刘亮一气之下爬上十米高的广告牌，此后他再也没见到过杨永明。

　　从现在的事实看，难以解开的疑问是，杨永明已经作假将三辆宝马车据为己有，为什么还对刘亮的那辆宝马盯住不放？仅仅因为杨永明太贪？

　　现在的刘亮及家人向记者回忆时坚持认为，“杨永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宝马给我们。增加巡游时间只是他在想对策，为了拖延时间”。

　　不过，记者采访众多接触过杨永明的人士，都表示一下子难下那样的论断。与杨永明交谈了三个小时的《华商报》记者谢正罡说他得不出杨永明贪得无厌的结论，“他努力把事情弄得很圆满，不愿得罪人，小心翼翼地谋求自己的利益。”另一位采访此事的记者甚至感觉，杨永明当天下午的表现，给他的感觉是“要认了这个结果”。但杨永明最终的选择却是，一辆宝马也不放过。没人说得清，这半天内，在杨永明的内心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模糊的杨永明

　　杨永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是与其认识多年的人，还是只有几面之缘者，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都毫无例外地陷入短暂的沉思，努力寻找能描绘他的字眼。看得出，杨永明给人的印象不是特别鲜明。“看起来很忠厚，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好像从来不会发火。”“精明、不张扬，努力均衡各方面利益。”各种评价之后，最终落点是一致的:他是个典型的商人。

　　另一位与杨永明相识的人士说，杨永明的穿着一向很讲究。杨永明不是在西安暴发起来的，谢正罡对杨的观察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在与其三小时的对话中，谢正罡注意到杨永明抽的烟是“醇三五”。

　　杨永明在一次采访中提及自己是浙江湖州人，除了这一点，外界对杨早期经历所知甚少。杨永明2001年曾在西安注册过一家餐饮公司，西安市金镝律师事务所张文汉律师帮助记者查到了一些相关资料。

　　电视或报纸上的杨永明看上去略微发福，给人的印象是年龄至少在35岁以上。但从其在公司注册材料填报的身份证号码判断，杨永明其实出生于1971年3月。

　　杨永明填报的住所为“浙江省湖州市××镇××村”。从当地查号台查到这个村办的电话，拨过去一直无人接听。记者于是换了个尾数随意拨打另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听起来像位中年妇女，她告之自己正是××镇的居民。未等记者说明来意，对方听到“杨永明”这个名字，传来轻轻的笑声。

　　“杨永明，当然认识了！不过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上次在电视里看到他，我还说，咦，杨永明怎么上了电视台了？”

　　据这位妇女介绍，他们所在的村大多做服装和小商品生意，她本人也是做生意的，“和他们家很熟”。杨永明“在镇里很有名”，她澄清，这个名声并不是由现在全国尽知的宝马案而来，而是因为杨“很早以前就有钱”，“做生意的人都认识他”。在她的印象中，杨永明很早做服装生意赚了钱，但在湖州当地做其他生意又亏了本，后“又到外面赚钱”，还清了债务，“听说他闯荡得还可以”。杨永明并未给家乡人留下什么坏印象，“就是正常的生意人”。问他是否读过大学，对方很惊诧:“他哪里会上大学呢？很早就出来做生意了。”

　　接电话的妇女告诉记者，杨永明的父母还在老家，与一般人想象得不一样，在这位妇女的印象中，杨永明家的经济条件竟是“落后一点”，“我们这里其他人家都住的别墅，他们家还是十年前盖的二层小楼”。

　　杨永明妻子吴某是邻村居民。按照查号台提供的号码打过去，有人接了电话。接电话者告诉记者，吴某家所在的村以制作床上用品为主，“吴某的父亲以前是做包装床上用品的包装袋生意的”，杨永明帮助岳父做生意。村民以前还在这里见过杨永明，印象中与吴某结婚后，两人一起去了西安。吴某的父母后来在湖州市下面一个更大的镇上买了房子。

　　在西安采访时，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细节。在工商局备份的“股东身份证明”一档中，“现住址”一项填的是“柏树林某楼E座”。在西安市中心相对拥挤的柏树林街，记者看到了这座有十几层高的楼，外表已有些褪色，算不上高级住宅。记者在楼下盘旋几遍，却始终找不到文件所写的“E座”。进楼问保安，回答是“只有A、B两座”，从来就没有“E座”，而且这楼盘也没有再开发过。保安说楼上的住户比较杂，有的将之作为办公地点，有的是私人住宅。保安说他天天在报上看彩票案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在楼里看到过报上登的那个人。不知杨永明出于何种考虑在工商局注册材料上填了这个信息。

　　发行费与潜成本:杨永明的方程式

　　“站在外人的角度，可能觉得杨永明这个人真贪，已经赚了三辆宝马，连这一辆都不肯放手。可是如果站在杨永明的角度，这也许是他平衡各方面得失的最终选择。”“宝马彩票案”的一位当事人作如是分析。

　　陕西省体彩中心原工作人员、72岁的栾文堂老人向记者介绍，根据有关规定，彩票募集资金大体是这样分配:50%返奖，30%为社会公益金，5%为票本费、5%为省、市体彩中心管理费，剩下10%用于发行费。

　　“作为代理商，所能得到的就是剩下的10%。”而这仅从账面而言，10%的发行费背后还要再进行怎样的利益再分配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单纯靠这个钱，彩票商是发不了多大财的。特别是近些年，福彩对体彩形成强烈竞争，前期投入越来越大，合法的获利空间也越来越小”。

　　据记者调查发现，2003年，陕西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代表陕西省体彩中心和杨永明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合同规定:杨永明必须在2003年1月10日起至2005年1月9日止，完成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规模销售3300万元。销售地点为西安、渭南、延安等城市。

　　杨永明要承担的是:“负责彩票销售现场棚架、人员安全等问题，并承担一切经济风险和各项支出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如有彩票丢失、亏款、超兑奖金、假币、票据短缺等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将由杨永明赔偿和承担。”承担着一切经济风险和各项费用、相关法律责任的承包商，获得的是11%的发行费。而无需承担任何经济风险的陕西省体彩中心，无须任何风险便可从中稳赚1%的发行费。

　　“这样算下来，杨永明每次至少要发行1000万元以上，才有赚钱的可能。”一位熟知彩票内情的人士给记者仔细算了笔账:1000万元的彩票，可赚取的最高发行费只有120万元。而前期50万左右的广告费，场地租金、现场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合计也近50万。除去这些费用，发行商可赚的只剩下20万元左右，这还没有将发行商为获得此次发行权付出的潜成本计算在内。

　　如此看来，杨永明苦心获得的彩票发行机会并非简单等同于“盈利”。渭南市体育彩票管理站站长庞清峰的一番话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据他介绍，2003年底，杨永明来渭南发售全省联网的即开型体彩，虽然规模很大，“但由于受天气的影响，销售情况异常惨淡，四地共卖170余万元，不得不草草收场”。据说杨永明一次在延安发行过程中，出现了领奖台倒塌事故。毫无疑问，这些都意味着金钱上的损失。

　　如果说早期的杨永明在利用实物返奖的差价赚取利润，在2000年，国家财政部下文禁止实物返奖后，杨永明的获利空间就大大缩小。而在这几年间，虽然杨永明在陕北、陕南各地多次发行彩票，但只能在“发行费”这一点上谋取利益的杨永明，似乎做得并不理想。

　　“这些年的确在各地方做过彩票发行工作，但没有赚上钱，销售额都不高。”杨永明在4月14日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话固然有为自己寻求开脱的成分，但不久前落网的此案重要嫌疑人之一孙承贵在逃亡时写的“自首悔过书”中也提及这一点:“据我观察，在2003年中，杨永明开发的市场都不太成功，去年西安亏损了，宝鸡亏损了。”

　　杨永明在两次接受不同媒体采访中，有一个很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调查发现，杨永明所签发行费为11%;而在接受《华商报》记者谢正罡的采访时，杨永明表示自己的市场发行费只占9%。此次销售总额为1700多万，这2%的差价意味着三十几万元的账目，不知消失在哪个环节。一些知情人士认为，作为拿到三年彩票销售权的回报，杨永明肯定会出让一些利益给相关者，“你不打点，就有别人想进来”。

　　陕西《华商报》记者谢正罡在采访杨永明时，与他曾有这样一番对话:

　　谢:“这次的销售额1722万，你有150多万的市场发行费了？”

　　杨:“是这样的，但投入真的很大。”

　　杨永明的“投入”到底是什么？外界只看到了9%或11%的发行费，但在杨永明的方程式两端，这部分“得”也许远远低于他的“投入”，将全部赚钱希望投向50%的返奖部分，成了他的最终选择。

　　从供货商到承包商

　　“我从小跟着亲戚到西安生活，因为亲戚有体彩的社会关系，所以后来就介绍我到体彩帮忙……”这是杨永明在接受采访时惟一提及自己经历的一段话。

　　依照记者在其家乡的采访，杨永明并非“从小”就在西安生活，而是结婚后才到的西安。如此推算，杨永明最早也是90年代来到西安。

　　关于杨永明早期的经历，知情者大体是这样介绍的:在流行实物返奖的90年代早期，杨永明帮助其岳父，将家庭手工厂生产的产品作为奖品运到西安，这时杨的身份是“奖品供货商”。慢慢熟悉彩票市场的杨永明后来“在陕北一些小县城里做即开即奖型彩票的承包商”,“当时的市场比较好做，因为老百姓不知道是承销商搞的，南方人做的被套很鲜亮，在乡村也很有吸引力。”一位知情者说。

　　杨永明是通过哪位在体彩中心的“亲戚”得以到体彩中心帮忙，目前尚不为人所知。但几位知情者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杨永明与陕西省体彩中心成立第一任主任高某关系甚好，这也使得杨永明从最初的十几位承包商之一“脱颖”而成为西安乃至陕西境内彩票发行的主要承包商。

　　据曾在省体彩中心工作任会计的栾文棠回忆，1998年左右，当时体彩中心主任高某向其他工作人员郑重介绍了杨永明:“小杨是南方人，他对彩票很有研究，他来我们这儿协助发行体彩。”“小杨只有28岁，别看年龄轻，但本事大，对彩票很有专长，希望大家配合工作。”另一位曾在体彩中心工作过的知情者介绍，杨永明当时获得的发行费多在12%左右，除此之外，杨永明还利用当时流行的“实物返奖”，赚取产品中间差价。

　　据省体彩中心一位知情者介绍，1998年，与杨永明关系甚好的省体彩中心第一任主任高某因经济问题被停职，主要问题便是标高奖金标价赚取差价，但高某在后来调查期间离奇出逃。这位知情者介绍，当时兼任省体委主任的一位负责人虽不知杨永明这个具体的承包商，但得知有私人承包商参与其中后，十分恼火，严令私人承包商不许在陕西境内卖彩票。

　　即便如此，“不知杨永明有什么门路，仍在延安等城市卖彩票”，每年一至两次。另外，据知情人回忆，杨永明自己对外宣称同时还在福建、广东一带做福利彩票的发行商。没多久，原体委主任调回政府工作，对杨永明私人承包商的“禁令”也就无人提及。于是杨永明又大摇大摆地杀回西安，并迅速与新一届省体彩中心某位负责人建立起密切关系。

　　对西安的彩票业而言，杨永明的“贡献”是将“二次开奖”的概念和操作引入此地。栾文棠老人一语中的:“二次开奖实际上就改变了即开型彩票的性质，给了承包商控制大奖并做手脚的机会。”

　　事实证明，栾文棠的话并非无端揣度。

　　2000年9月，杨永明在西安市发行总面额为3000万元的体育彩票。这次也是二次开奖，最高奖项是100万元，中奖证明书放在被从中间剖开的皮球中，再用胶带封上。

　　“第一组彩票快售完、马上发行第二组的时候，奖球已摸完了，要放进另外一组奖球。我突然看见杨永明用纸袋子提着球从宾馆里走出来，自己往箱子里放球，我说这不对啊，应该是公证员和彩票中心的人当场装好、放进去的，他(杨永明)承包商哪能这样做呢？”在现场的一位知情者回忆。事后，他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一下，“但也没人去现场管”。

　　与省体彩中心关系的密切也使杨永明在西安彩票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一位知情者推测，杨永明在陕西境内其他一些城市发行的彩票份额超过90%。据栾文堂介绍，杨永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发行人马，“会计还是重庆大学毕业的呢”。

　　杨永明到底有多少资产？几位知情者说法不一。与杨永明相熟的一位人士回忆，1999年左右，杨永明开着一辆神龙富康988，在2002左右换了一辆尼桑风度。一位知情者对外界盛传杨“有上千万家产”的说法不以为然，杨永明似乎也不像外边想象的那么有钱。在2000年杨永明获得3000万元彩票销售权时，因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杨永明选择了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承包，大头由对方出。据其回忆，原省体彩中心一位负责人经常对底下人说，小杨年纪轻轻就有四五百万的家产，这种说法不知多大程度地接近真实。

　　杨永明后来似乎并不想把生意局限在彩票之内。2001年，他注册了“西安金筷子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杨永明与妻子吴某共出资52万元。现在看来，他的“转型”并不成功，自此注册后的几年之内，再不见公司任何资料;原来注册的营业地址显示，杨永明一直租到2005年，但记者在西安探访时发现，现在已变成一休闲场所。投资其他产业的不成功，也许是杨永明后来更专心致志做彩票生意的原因。

　　承包商与体彩中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陕西省体彩中心自1995年成立以来，换了三届。每一届主要负责人最终都没能全身而退，而这又与杨永明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在体彩中心第一任主任高某失踪之后，在第二任期间，又发生了那起后来广为媒体所报道的“李选利事件”。2000年11月，西安彩民李选利在参加摸奖时，公证员告之还有七个奖球，但在他摸时只剩下了3个。李选利最终中了5万元的奖，但体彩中心后来却出现了李选利中20万的公证书。此次彩票发行商正是杨永明，“他是想利用造假的公证书把15万元留下来”，但还是露了馅。

　　据当时的一位参与者透露，这件事情后来被汇报给体育局当时的主管负责人。没过多久，彩票中心此任班子被全部换掉，一些工作人员也被处理。但内部处罚规定在杨永明承包商的身份面前，不具备任何意义。杨永明又转战到陕北等地继续发彩票，“西安这个市场已经不好做了，也不能年年发，要再慢慢地培养一段时间”。所以，杨永明与其说是躲避，不如说是在耐心等待下一个机会。

　　2004年初，杨永明终于等来了几年之内的最好一个机会。2004年元月，财政部将实行了四年的“禁止实物返奖”的禁令解除，作为15个试点省之一，陕西得到了这次机会。

　　此时，更换了领导人的陕西省体彩中心也在考虑即开型彩票发行。公允地说，在“大家都没有经验”时，在陕西“彩票江湖”闯荡多年的杨永明再次进入视野。杨永明在一次采访时也由衷地说，这次获得实物返奖的机会“确实不容易”。

　　“有经验”是陕西省以及西安市体彩中心方面，事后对外解释选择杨永明屡次阐述的理由。但在刘亮“宝马风波”事件中，省、市体彩中心负责人的一些反应又似乎不仅仅出于对“有经验”的杨永明的信任而作出的判断。

　　“宝马风波”当天，西安市体彩中心主任樊宏即断言:“从这次事件看，就是刘亮持的假票来领的奖。”

　　作为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的反应更激烈。3月26日在接受本省一家媒体采访时，贾安庆说:“彩票的信誉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虚作假，我拿我的头担保……”贾安庆还说，“一些律师想出名，为刘亮辩护，最终会身败名裂的。”当然贾安庆后来又向媒体解释，他是用人头担保“我们中国体育彩票不会作假”。在出任省体彩中心主任之前，贾安庆在省体委办公室主任一职上干了十几年，不少人对他的评价是“聪明”、“有才干”。

　　对贾安庆的反应，一位当事人评价:“对他来说，当时的视线范围看不到杨永明。”但这一推测被更多的知情者予以坚决否认，“杨永明2002年在渭南也造过假，这件事贾安庆知道。”

　　知情者透露，较之于省体彩中心，杨永明与西安市体彩中心的关系更直接，也更密切。樊宏是西安市体彩中心主任，在西安时，记者曾六度与之联络，但对方或以“宣传部不同意”或借口信号不好为由拒绝。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回忆，“采访过程中樊宏数次摘掉话筒，站起就走”。而在采访杨永明时，在杨试图向记者解释他不是承包商和他没作过假这两个问题时，“被当时的西安体彩中心主任樊宏强行拉走”。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3月底宝马案炒得沸沸扬扬之际，省、市体彩中心负责人均对向媒体表示，已向警方报案，而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警方当时根本没有接到报案。

　　最后的机会

　　2004年3月20日开始的彩票发行，是几年之内杨永明等到的最好机会。不过，他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机会，却成为最后一次表演。

　　从媒体后来的报道看，杨永明在几年内其实也有几次险些失手，但又侥幸脱逃。除前面提及的李选利事件，另一次是在渭南。

　　2002年12月1日，渭南市民吴莉(化名)参加摸奖时得到了二次摸奖的机会，当她摸到26号球时，现场负责人突然予以否认，而几分钟前她还看到的对应的26号档案袋转眼间也不在了。在她的一再坚持下，负责人不情愿地重新拿出26号档案袋，里面却已没有标明中奖金额的纸条。但细心的吴莉还是看到了档案袋背面有钢笔写的“25万”的字样，她怀疑自己应该中了25万元。僵持不下之中，姓杨的“现场负责人”主动表示愿意协商解决，最后吴莉得到了35000元的赔偿。最近看了报道之后，吴莉恍然忆起她当年遭遇的杨姓负责人，就是宝马彩票案的杨永明。

　　2004年3月23日，当闯荡江湖多载的杨永明面对17岁的农村娃刘亮时，几次化险为夷的经验也许提醒他，这次依然可以顺利闯过。哪知他闯荡江湖多年的“经验”，却使他在刘亮身上犯了致命错误。

　　“陕西愣娃”，是一位陕西当地人对刘亮的形容。倔犟的刘亮及其家人就像纯朴的秋菊一样，到了事件后期，与其说是争宝马，不如说是为自己的名声“讨个说法”。省、市体彩中心对外的表态越强硬，刘家人还自己清白的决心和力量也就越大。很长一段时间，刘家与体彩中心方面形成僵持。

　　3月20日，72岁的原省体彩中心会计栾文棠在报纸上读到大奖有人中奖的消息，出于职业习惯，他多留意了这条消息。照片上有人在给“中奖者”“杨小兵”颁奖，上面并没写颁奖者的名字，但凭直觉，老人相信一定是杨永明，于是拿起手中的放大镜仔细看，“四五年没见了，我还认得出是杨永明”，“他又来搞了”，老人一声感慨。

　　几天后，刘亮宝马彩票风波已是举城皆知，“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杨永明捣的鬼”。栾文棠和老伴一路打听，辗转打听到在西安市区刘亮的家，在那里遇到了前来采访的记者，栾文棠向刘家人和记者告知杨永明承包商的真实身份。与此同时，原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王晓斑也勇敢地出现在电视媒体里，对外宣布杨永明的真实身份和曾经的造假行为。媒体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汇聚在一起，渐渐将焦点锁定在杨永明身上。承包商的身份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假公证书事件、假中奖者，逐一浮出水面，杨永明苦心营造的世界，最终轰然坍塌。

　　4月14日，杨永明主动约《华商报》记者谢正罡见面。穿着浅色西装、身高1.75米左右的杨永明给谢正罡的感觉是精神状态相当好。见对方带了一支烟来采访，杨永明马上从自己的口袋掏出烟递过去，并给对方点上，“非常谦逊，出乎想象”。

　　尽管在采访之前，对杨永明的身份和特点谢正罡得到了足够提醒，但表面一脸忠厚相的他还是让谢正罡“几乎同情他了”。在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面前，谢正罡注意到，杨永明还是竭力保持着微笑，尽管笑得有些勉强和尴尬。

　　“这个……啊……其实……”谢正罡回忆杨永明接受采访时，遇到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时有些结巴。这种不连贯其实也是一种策略，“你如果没耐心等他说完的话，这个关键问题也许就被他溜过去了”。“他的心理素质很好。”其实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无法遮盖，但他还试图做最后努力。杨永明带了几张彩票来，告诉记者这次彩票的印刷费从原来的5%降到3%，试图把焦点转移到彩票的质量问题上。对刘亮事件的最终结果，杨永明当时作了“查不出来”的“预测”。

　　这次采访也是杨永明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亮相。两天之后再打电话过去，杨永明的电话或无人接听或不在服务区。后来得到的消息是，杨永明在4月20日已被监视居住，4月25日，又传来警方要逮捕杨永明的消息，此时再打杨永明的手机，对方已彻底关机，一直到现在。

　　在这次采访中，从“聘用关系”、“工作人员”、“合作伙伴”，杨永明谨慎地选择字眼来形容自己的身份，最终承认自己是“发行代销商”，即承包商身份，他没承认的身份还有一个:造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