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居民举报

　　威海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昨天向记者讲述了擒获孙承贵的细节。

　　4月28日，威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通缉令以及西安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要求全力追缉籍贯为威海荣成埠柳镇的犯罪嫌疑人孙承贵。威海警方立即在威海市区、荣成、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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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地进行了严密布控，并向社会悬赏两万元征求有关线索。威海市各个居民小区及出租车均散发了通缉令，越来越多的线索显示，孙承贵很可能就在威海市区活动，警方逐步收紧了包围圈。5月14日下午，威海戚家庄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中有一个可疑人员很像孙承贵。下午4时，威海市公安局召开抓捕动员大会，决定在晚间7时，组织220名干警对整个小区进行地毯式清查。但是还有半个多小时行动就要开始时，守候民警知道了孙承贵藏身的准确地点。几位便衣警察立即前往将其当场抓获。经过突审，被抓者承认自己就是西安彩票案最后一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孙承贵。当晚，西安警方专案小组飞赴威海，连夜对孙承贵进行了审讯。

　　储藏室里藏身

　　记者昨天上午跟随威海警方来到位于威海市区南部的戚家庄小区，这个小区不仅偏远，住户也不多。在一号楼一单元的一间低矮的“草厦子”(当地土话，意为储藏室)里，肮脏潮湿的被褥胡乱地堆放在床上。(下转A2版)(上接A1版)墙脚处的一个脏乎乎的菜板上，一碗吃了一半的虾酱里还放着一个干巴巴的小馒头。屋内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胡乱地堆放着报纸，记者找到了一张5月13日的齐鲁晚报，报页正翻到了一版关于西安彩票案的内容。在床头，记者还发现了一台旧彩电、一张全国地图以及一本中学生练字的钢笔字帖。屋内光线很暗，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着灯。西安彩票案中的彩票“总管”孙承贵就是在这间阴暗的“草厦子”里，惶惶不可终日地度过了最后十几天的逃亡生活。

　　逃亡中写下“悔过书”

　　在孙承贵藏身的“草厦子”里，警方找到了几张“2004年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彩销售特等奖中奖登记表”，记者在一张标注为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中奖登记表中，发现了两位大奖“得主”的名字，在他们的中奖栏中，都注明了“宝马”，而另一张标注为第三组第九号的刘亮的中奖栏中，不仅奖品为空白，而且整个栏目也被钢笔划掉。

　　警方还找到孙承贵逃亡时写的两份“自首悔过书”，在“悔过书”中，孙承贵写道，他1994年曾开车跟朋友偷过单位的物资，后来同伙落网，他却侥幸逃脱，并从此开始了“忐忑不安”的逃亡生活，他摆过地摊儿，卖过水果，后来买了一辆小货车，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逃亡中，他还患上了乙肝，并发展成了早期肝硬化，多次想到过要投案自首，但想到监狱生活以及自己的病情，便打了退堂鼓。

　　“在逃亡的日子里，我孤身一人在他乡承受着恐惧、思乡、病痛、生活的压力，父亲病了，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回家看他，自己的病又不能跟别人说，怕别人都离我远远的……”孙承贵在彩票案案发后逃亡的日子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他在“悔过书”里给自己准备了两条路：一是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以前的罪行；二是“走完该走的地方以后，选择死路”。

　　称己只是一名“小喽口罗”

　　孙承贵在“悔过书”中讲述了他与杨永明的关系，2002年底，杨永明到汉中发彩票时，找到了做出租货车生意的孙承贵，“从此跟他干”。但是孙承贵并没有在杨永明身上发大财，他写道：“其实跟他干多挣不了多少钱，只是觉得好玩儿，租车每天100元，再发点补助费，一个市场不到一个月，能发三四千块钱，除掉人和车的费用，也就剩下一千多块，而且不是长期干活。”

　　孙承贵对媒体称他与杨永明关系密切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自己只不过是杨永明的一个“小喽口罗”而已。“其实我跟杨永明也就是一年，一般就是开车、布置、送奖，据我观察，在2003年中，杨永明开发的市场都不太成功，去年西安亏损了，宝鸡亏损了，他一向我行我素，很少跟我们讲业务上的事。”

　　孙承贵承认杨永明曾找过他帮助找“托儿”，并且给了人家钱，但是在3月20日开奖头一天，杨却去找了自己的人，案发后，孙承贵称自己的心情非常“矛盾”，“我当时由于害怕，而且觉得自己是个打工仔，一切都是在杨永明的指使下干的，实在划不来为他去顶这些事，所以情急之下我走了”。

　　“总管”身上许多谜待解

　　据了解，西安彩票案中，孙承贵既负责兑奖，又负责彩票的保管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彩票“总管”。四个中奖者都是由孙承贵兑的奖，他们的身份也应该由孙承贵负责把关，这说明孙承贵对彩票作假“方案”是有所了解的。而彩票保管的工作使他可能有机会在二次抽奖时进行作弊，并具体地进行安排。从该案看，如果杨永明是组织者和策划者，孙承贵的角色则可能是实施者，随着这名彩票“总管”的落网，更多的谜将被逐一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