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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军
凭借一些偶然的机会改变命运，中国人对此似乎有一种传统的迷恋，而彩票正是可以帮助中国人实现梦想的翅膀。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福利彩票、摇奖在许多城镇的街头都制造过万人蜂拥的壮观场面，而足球彩票显然被公认为比其他形式的博彩更刺激，它也把命运的更多部分交到彩民自己的手中，所以当2000年社会上风传足球彩票将出现在
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它对中国人的诱惑显得如此强烈，民众憧憬着巨奖的刺激，商贾则估算着巨大的商机。
但彩票在中国毕竟还属于敏感词汇的范畴，体育彩票的问世已经历尽了风雨沧桑，足球彩票更是在一次次遮掩与进退间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我把足彩当作自己的儿子，不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不会让他出来见人。”这是中国体彩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名言。一项以娱乐民众为目的的事情，从最初就上升为如此严肃、神圣的高度，他的艰难降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社会上开始风传足球彩票将落户中国开始，有关方面对于媒体的探询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不置可否，千呼万唤不出来，神龙见首难见尾。
足球彩票的问世，由于可以预期的社会热度而显得关系重大，即使按照正常程序，它也需要财政部、国家计委等八个部委的审批，报批周期比较长，而其特殊的身份更是使有关部门在决策的时候慎之又慎。
什么时候降生、以什么方式面世是这个时候人们关心的核心，其实该不该“受孕”曾经是一个更重大的命题。早在1998年，已经成功穿越怀疑与争议把体育彩票做大的体彩中心，就考虑把彩票竞猜对象扩大，引进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和发达的足球彩票。由于这种彩票娱乐色彩增强，而福利色彩弱化，它从一开始就遭遇非常大的阻力，即使在体育总局内部、包括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不少人都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足彩的。
中国的地下赌球当时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发行足彩到底是能把大批赌徒吸纳为彩民，还是恰恰相反，人们莫衷一是，但支持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而2001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披露的大学校园赌球黑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足彩的孕育进程。当时广西一名在校大学生以受害者的身份投书该报，揭露赌球集团已经将触角伸向校园，大约多达2%-3%的学生深陷其中，有的甚至为此债台高筑。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连校园这块净土也难以摆脱赌球的阴影了！于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尽快出台合法的足球博彩。
2001年6月13日，负责足彩筹备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内容包括中国足彩的标志、吉祥物、宣传语和海报设计方案，这时人们才确信，足彩离中国人的生活真的不远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中国足球彩票将在8月下旬随着欧洲联赛的全面开战而问世。”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一消息时有一种奔走相告般的兴奋。
然而，“特殊情况”还是出现了，它的问世被推向一个未知的将来。按官方的说法，在不能保证万无一失的时候，中国足彩不会贸然掀起神秘的盖头。曾经对媒体表态“足彩年内肯定推出”的孙晋芳，在8月份则表示“足彩不一定非要在今年推出”。
尽管足彩的发行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社会舆论对于足球彩票的关注始终没有降温。传媒业最先闻风而动，中央台和地方台不仅瞄准直播联赛这块大蛋糕，还为争取与负责足彩公关与推广的高德公司合作而展开暗战，希望联办相关电视专题，而各大纸媒也是跃跃欲试。
中国人做事讲究“彩头”，发行足彩当然尤其如此。其实足彩的降生如此好事多磨，也并不是真的要等什么良辰吉日，而是等待一个更有利于它在中国顺利降生、健康成长的机会。由于北京当时申办奥运正进入关键阶段，足彩的命运与申奥的结果联到了一起，当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为整个国家带来一个不眠之夜时，体彩中心的人们心底更多了一层欣慰。
2001年中国体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许多人提出，既然借东风索性就借到底吧，毕竟中国队在米卢的带领下已经出线在望，于是中国足彩的问世就再次推迟，被内定为中国队出线之后。
2001年10月22日，随着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填下第一注单子，历尽波折的中国足彩终于降生。这期间，关于足彩的大奖是否可以突破500万元大限，竞猜对象是否圈定意甲、英超等问题，始终处于媒体似是而非的报道、猜测和争论中，原本希望把中国的甲A或女超联赛引进的想法，也最终因为对假球黑哨的担忧而放弃。或许真的是好事多磨，穿过纷杂的头绪，你分明可以感觉到中国人与足彩的约定也是一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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