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李娜就对国家运行下体育机器的严苛束缚忿忿不平。中国的举国体制制造冠军的方法就是日复一日地将年轻的运动员逼到极限，终年不息。李娜第一次反抗教练是在11岁时，当时她心态面临崩溃，拒绝继续训练。得到的惩罚是在训练途中原地罚站，不允许动，直到悔改为止。她站了三天才道歉。她为了父亲继续训练——“他的爱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说——尽管她的教练在九年相处的时光中从未表扬过半句。

14岁时，父亲因为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去世。当时她正在中国南方参加一项比赛，教练隐瞒了几天，直到比赛结束才告诉她。“那是最深的痛，我没有鼓起勇气去对他告别，”李娜在自传中写道。母亲陷入债务，李娜记得自己赢球的动力就是挣得微薄的奖金，用来打发债主。

尽管生活境况堪忧，但李娜的网球生涯突飞猛进。在父亲去世后几个月她就拿到了第一个青少年比赛的全国冠军。第二年她获邀去德克萨斯参加耐克赞助的为期十个月的训练营。回来之后，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前10的球员。到2002年，这一目标似乎并不遥远：20岁的她已在中国排名第一，甚至一度攀升到世界前135的位置。然而随后她却突然消失了。

那年的一个早晨，在没有告诉任何教练的情况下，李娜溜出了国家训练中心。为免引人怀疑，她只携带了一个装着必需品的小包。在宿舍的书桌上她留下一封信，告诉网球的上级主管她要求提前退役。信中并未细说退役的理由：繁重的训练让她身体透支，教练粗暴地阻止她与一名名叫姜山的男队员的恋爱。而且主教练还强迫她违背医嘱，服用类固醇药物参赛，使她药物过敏，虚弱不堪。[详细]

李娜说她没看过《人民日报》的社论。在赛事进行中罗德里格斯尽可能不让她接收媒体的报道，姜山像个哨兵守护她，不让她接触任何可能影响情绪的文章。不过，当报道刺痛她时，姜山还是努力安抚她。“中国有句话：‘英雄都是毁誉参半的’，”他说。“我劝她忘掉责难、压力和期望。但忘掉总是很难，毕竟我们只是凡人。”

当我提到中国媒体时，李娜故作轻松：“过去的我面对负面报道是总是感到很困扰。现在我只是想也许媒体觉得我不够有名，想帮我出名。”她的笑声空空荡荡。北京奥运会是一届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盛会，中国志在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他们取得51枚金牌压倒了美国的36枚——用来作为民族崛起的象征。

身穿印着中国国旗的耐克球衣，李娜出人意料地杀进四强，几个月前的膝伤似乎没有困扰她。现场的球迷狂热地为她加油——甚至在比赛的回合球中也是如此——终于有一次李娜忍不住对观众大吼。“闭嘴！”她很后悔这次发作，但事后回想：“中国人民急需一次胜利来证明自己。我以前觉得网球只是一项运动，但那场比赛的狂热程度让我明白它被赋予了更为重大得多的意义。”[详细]

刚刚过去的7月，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李娜将能量完全燃烧。尽管北京的训练基地气温升到了94华氏度，但这并不是因为炎热的天气。也不是因为她正在经历的严酷训练：一个半小时跑步、跳跃和协调性训练；一小时健身房里的快速击球和上肢训练；然后是两个90分钟的球场跑动练习以磨炼身体和脚步——以及一场以备战美网为目标的进攻练习。

这种灼热感是来自埋着双脚的沙子——在名为匠心之轮的庞大的网球学校重，罗德里格斯将一块沙滩排球场变成了受苦之地。整整45分钟，罗德里格斯让李娜在沙地上做双腿交替下蹲，中间只允许休息30秒(并非巧合，这差不多就是网球运动员每一分之间的休息时间)。前一天，在计时骑自行车训练之后，李娜就惨道，“我要死了！”今天，在沙地上一套下蹲练习之后，她弯下身体，双腿剧痛，满身大汗，大叫道，“现在我觉得真的要死了。”

在一天的训练之后，李娜会躺在白色的奔驰轿车中，做着最期盼的事：按摩。美甲、购物、辛辣的川菜：不过这些小小的奢望都要等到身体被放松恢复常态之后才行。“在我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按摩过，当然也是因为不需要，”李娜说道，同时姜山正的北京喧嚣的傍晚车流中择路而行。“但现在，如果没有90分钟的按摩我第二天根本就走不动路。”

　　李娜在车里打电话给他们的五星级酒店预约spa，却得知晚上已经没有都已经被约满了。如果李娜提到自己的名字，事情可能会容易一点，但她很享受当个普通人的感觉，尤其是在中国国内。他们的套间是以假名登记的，所以她给spa留下了自己的房间号。“昨天服务生说，‘知道吗，你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网球运动员。’后来她发现了真相，说：‘不可能吧！你真人看起来这么瘦！’”李娜仰头笑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