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在LaGuardia机场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医生打来的，他正和ATP一起工作。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宣判的语气，好像要告诉我，我马上就要死了，而这也确实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检查我在最近一场比赛中的尿样，是这个医生的工作。“你没有通过ATP的药检，通知你这个消息是我的工作职责。”他说，“我们在你的尿样里发现了一些冰毒的化学成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屁股跌坐在取行李处的椅子上。

　　“阿加西先生？”

　　“是的，我在听，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

　　“嗯，有一个程序，你需要写一封信给ATP，承认你有罪或者表明你的清白无辜。”

　　“呃……”

　　“你知道这种药物可能在你身体里吗？”

　　“是的，是的，我知道。”

　　“如果是那样，你必须在信中解释，这些药是怎么被你吃下去的。”

　　“然后呢？”

　　“你的信会被一个专门小组审议。”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冰毒，如果你服罪，你会被处罚。”

　　“怎么罚？”

　　我想起了职业网球界有三类药物是违规的。医生告诉我，兴奋剂属于第一类，服用兴奋剂的处罚是两年禁赛，但冰毒是第二类，属于性质稍轻的禁药。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三个月禁赛。”

　　我的名声，我的职业生涯，现在一切都在生死边缘了。无论我取得过怎样的成绩，无论我怎样努力过，也许我很快就什么都没了。我对网球的复杂情绪里一直带着一种怨恨，认为它毫无意义，现在我真的明白，真正的毫无意义是什么意思了。

　　我望向天空，反复想着新生

　　几天后，我坐在一张硬靠背椅上，膝盖上放好一叠纸，给ATP写信。这封信充满了谎言，只交织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事实。我承认，冰毒曾经在我的身体里，但我宣称我从来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过它。我说斯利姆是服用冰毒的人，他经常在他的苏打水里加冰毒，我已经解雇了他，这些都是事实。

　　然后我开始捏造信里最核心的谎言。我说，最近我无意间喝了斯利姆掺和了冰毒的苏打水，才意外地服下了冰毒。我请求谅解和宽恕，并在最后很快地签上名，在名字之前写上“真诚的”。

　　我感到羞愧。我向自己保证，这个谎言是一切荒唐的终结。

　　第二年4月，当我正躺在罗马一家饭店的床上休息时(因为之前我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几个律师，“安德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安德烈？”

　　“是的，我能听见你们说话，说吧。”

　　“嗯，ATP仔细看了你写的诚心诚意表明清白的信。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解释已经被接受了，那份你没有通过药检的报告已经被扔了。”

　　挂了电话后，我望向天空，反复想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