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10月27日体育专电(记者王集旻 张云龙 叶健)十一运会女单决赛，“个体户”彭帅又赢了。在女团、混双、女双之后，彭帅创造了一届全运会四块金牌的“神话”，这有点像“匕首投枪”，让举国体制人才培养话题再成焦点。

　　现在的全运会舞台上，“正规军”虽然仍占绝大多数，如彭帅一样的“杂牌军”也在全运赛场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运动员还大放异彩，如彭帅，如安徽的警察枪手娄祥武。

　　彭帅的职业化可谓是“半路出家”，经过了专业队的训练，乘着中国体育改革的东风，这朵“金花”才走上了职业化之路。但随着中国经济、国民生活水准和中国体育的发展，以后体育人才培养将呈多源化道路，选手们的来源不再只是专业体校或省体工大队，一个个基层、业余俱乐部将浮现了观众面前。

　　最典型的恐怕是目前中国走职业化之路最快最好的网球项目。国家网管中心副主任高沈阳说：“从未有任何一届全运会的网球比赛能像本届比赛这样‘鱼龙混杂’！”

　　的确如此。翻开十一运会网球比赛秩序册，那些熟悉的省市名和人名背后，“出身”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此次代表上海队前来参赛的是清一色的巴士双钱俱乐部队员，其中的国家队成员柏衍事实上完全是私人打造的产物，只不过是被暂时“卖”到巴士俱乐部。网坛“金花”们也迎来单飞后的首次全运会，这些“个体户”在赛季末本应休养生息，但为了各省市的荣誉再次拾起球拍。

　　无独有偶。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马术和冰雪的赛场上也出现了若干俱乐部的身影。这些“编外人员”的顽强生存似乎表明，举国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正在产生松动。

　　举国体制下的人才培养

　　举国体制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形成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专业运动员”。

　　举国体制往往可以制造奇迹。比如，十一运会蹦床项目只有不到200名运动员参赛，但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却说：“这就是中国蹦床的全部家底了”。而就是这200人里，走出了奥运冠军陆春龙和何雯娜，这种“奇迹”非举国体制“难为”。

　　可以说，新中国在短时间内能取得竞技体育成绩的巨大飞跃，举国体制功不可没。近几届奥运会中国成绩节节攀升，直到北京奥运会获得51金登上金牌榜首位就是明证。

　　然而，举国体制也一直生存在争议之中。虽然成绩显赫，但大批“专业运动员”从小就进入体校，全身心地投入训练，让运动员们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方面“一无所长”，而国家又不能包所有人一辈子，“练不出来怎么办？”、“退役了去干什么？”之类的问题直击举国体制的软肋。

　　有成功，有问题，这是举国体制的现状。在中国国情下，举国体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扬长“改”短，恐怕是举国体制的方向，问题只在于，怎么改，改多少？

　　俱乐部模式的去与留

　　在去年风光无限的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举国体制的存废之争曾热议一时。但这真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吗？换个提法，如果不是举国体制，那又能是什么呢？

　　在欧美的体育强国，运动员从事体育的原动力大多来自“兴趣”，而各类俱乐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孵化作用。将儿子带到法网冠军高度的老布鲁格拉说，俱乐部是西班牙网球最基础的细胞。在西班牙，各级别网校遍布各地，无数网球比赛，无数打网球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座。

　　今年田径世锦赛举办地柏林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运动城市”，这座不足400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拥有2000家体育俱乐部、3000多处运动场所、55万业余运动员以及不计其数的体育爱好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网球俱乐部近几年也方兴未艾。根据中国网协的官方数字，中国目前拥有800万网球人口，这本应该催生繁荣的体育市场，进而产生类似西方的“造星”机制。

　　不过，真正能经营好又有口碑的俱乐部或网校寥寥无几。上海巴士俱乐部向国家队输出了周弈妙、柏衍等未来之星，算是经营最好的一家网球俱乐部。不过这家俱乐部依托国营企业，自然财大气粗，而大多数社会投资的网球俱乐部或网校都在平衡开支的痛苦中难以为继。

　　北京世纪星俱乐部的多位半业余选手参加了本次全运会的花滑比赛，其中的部分运动员甚至已经入选国家二队。然而，同网球俱乐部一样，这家已经在北京立足十年的冰上俱乐部仍然为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而奔波。

　　是市场不成熟还是意识不到位，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窘迫？

　　国外的运动俱乐部大多建立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上，欧美国家的很多优势项目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项目，而这些基层的俱乐部反过来也为发现有天赋的运动员和基础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中国却并不都这样，最典型的比如举重、体操和跳水。运动员在世界舞台威风八面，而有谁在现实生活中玩这些项目呢？

　　出路何在？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认为，中国体育最近20多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基层业余训练江河日下，并预言其恶果将在今后10年内显现。卢元镇说：“中国体育界把能够调配的资金高密度地投入到高端，造成低端部分边缘化。同时，举国体制由于全部是政府拿钱办事，也就没能动员起家庭、社会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

　　当然，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后奥运”时代还必须继续发展，因此举国体制必然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但肯定需要完善，过程也是渐进式的。正如世纪星俱乐部老总范军所言：“俱乐部在培养专业运动员方面只是补充力量，举国体制还将支撑较长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俱乐部还得在夹缝中求生存。”

　　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曾多次提到，现在是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但是船大难掉头。从政府管理为主过渡到社会和企业更多参与，弱化金牌指导作用并更有效分配体育资源，绝非朝夕之功。况且欧美模式是否一定合适中国也是个疑问。“拿来主义”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这取决于体育管理部门深化改革的智慧、勇气和能力。

　　曾经经营过网校的前国家队教练王越曾苦笑着对记者说：“我的学校开得太早了！”一句“早”字背后却有“真谛”显现，要知道，整体国民经济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藏富于民，才是俱乐部等基层业余训练生存的源泉活水。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有一部分人跨入了富裕阶层，然而人均GDP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体育健身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但真正全民形成“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观念还有待时日。

　　只有那一天真正到来，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才能成为“生活必需品”。有了塔基，人才冒尖只是顺水推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