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里，没有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能像足球这样被政治化、被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为了完全非运动化的目的驱使。足球是世界公认的第一运动，其社会影响力实在太大，这也成为了足球最致命的弱点。

　　埃及塞得港惨祸发生之后，关于两支参赛球队：主队塞得港的埃及人队，客队来自开罗的豪门俱乐部阿赫利队，各自的极端球迷组织(ultras)，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造成74人身亡、近千人受伤的这场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就有埃及政治观察者指出，这起惨祸更是埃及社会体系崩溃、不同政治势力在背后的推手，然而在真相完全曝光之前，极端球迷在现场引爆骚乱，仍然是惨祸发生的导火索。

　　极端球迷组织，ultras，已经不能再用“足球流氓”来概括。“足球流氓”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英国，那些充满着暴力倾向，在足球场内外根据各自支持的不同俱乐部，组合成危害社会的帮派的球迷。“足球流氓”和他们名义上支持的俱乐部并没有关系，他们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更是以暴力方式，宣泄着各自对社会的不满。

　　极端球迷组织，在过去20年世界各地的发展过程中，和并没有鲜明政治诉求，组织管理也远不算严密的“足球流氓”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回顾一年前埃及政治风云突变的解放广场抗议行动，抗议者的中坚分子，就包括了很多开罗球迷，来自同城德比死敌阿赫利队和扎马莱克队，其中不少都属于两个俱乐部的极端球迷组织。阿赫利队是埃及“国民队”，扎马莱克队则被认为是“英国队”，阿赫利长期被认为是得到穆巴拉克暗中支持的球队，然而在抗议行动中，双方的极端球迷都表现得过于积极。

　　像扎马莱克队的极端球迷组织，名为“白骑士”，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宣称：“我们每场足球赛，都会和警察交手，我们训练有素，知道警察是如何行动的。所以在解放广场抗议中，我们给所有的抗议者进行各种培训，怎样抵抗警察，怎样扔砖头等等。”

　　塞得港惨祸中，埃及人队的极端球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围攻敌对球迷，并且让警察保安根本无从应付。英国记者威尔森在他的报道中，提到十多年前，塞尔维亚人反抗米洛舍维奇统治时，贝尔格莱德两个知名俱乐部，红星队和游击队，都有着各自的极端球迷组织，极其活跃地出现在抗议行为中。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对抗警察不落下风。像红星队的极端球迷组织，早期更是得到过米洛舍维奇暗中支持——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不同的暴力打手，或者维持自己的统治，或者攻击政治对手。足球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每场比赛时能聚敛的大量社会人群，让这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得到了渗透空间。

　　威尔森说他曾经采访过贝尔格莱德的两个极端球迷组织，发现他们的组织运行，“简直和传说中的黑手党相似”。内部层级划分明确，行动计划安排清楚。虽然他们的暴力行动目的不一，有时是为一些政治势力服务，有时又是纯粹图谋暴力宣泄，但根本不像英国足球流氓最猖獗时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散漫状况。2011年，塞尔维亚极端球迷，就导致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欧洲杯预选赛出现重大暴力先兆，以至于在热那亚的那场比赛被迫取消。当时的极端球迷，大闹热那亚，抗议美国的科索沃政策，而这样的行动背后，有着足够的资金和信息支持。

　　几乎从足球为劳工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天开始，暴力也如影随形，进入到了足球运动中。这项本来足够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情绪的运动，可是在缺乏严格监管，尤其是社会体系一旦发生松懈时，黑恶势力左右足球，以暴力途径达成目的之行为，会越来越猖獗。在南美，这样的极端球迷状况同样存在，哥伦比亚、阿根廷和智利，都有过不同的政治集团，甚至是竞选候选人，利用极端球迷的暴力行为去攻击竞选对手。

　　由于各个国家和社会环境不同，极端球迷的表现方式也不相同，但是在埃及这次塞得港惨祸之后，这肯定将会成为社会学家观察的一种新内容。

　　(颜强(微博)《体坛周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