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祥：来自阿尔卑斯的问候

　　亲爱的读者：

　　当你们鼾声大作，提前调整生物钟，准备开始一个激情的六月时，我跋涉在萨尔茨堡的大雨中，几乎快没劲说没劲了。从6月3日清晨抵达慕尼黑开始，我在四天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跑了五个不同的城市。看在我这两条疲惫的双腿份上，请不要阻止我将本届欧洲杯期间的专栏取名《在路上》。

　　这是我第四次来欧洲。尽管每回都手续齐全，理由充足，心里却总是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在慕尼黑机场出关时，还没等海关官员开口，我早已将那段提前准备好的台词用德语背了出来：“我是一个体育记者，准备去奥地利和瑞士采访欧洲杯。请放心，我不会在你们的土地上多待一分钟，出机场后马上就开车去萨尔茨堡。”

　　在这番流利的陈述后，海关官员将护照还给了我，并且微笑着问我“哪支球队能夺冠”。我知道德国人需要认同，于是决定先给他一番安慰，然后实话实说：“德国队很强，你们有个很好的教练勒夫，但实话告诉你，我是荷兰队的粉丝。”

　　话音刚落，邻窗的另一个海关官员怒声喝道：“回答错误！”我侧过身，扔给他一句“去死”(德语“再见”)，一溜烟消失在慕尼黑的朝霭中。

　　走出机场，我见到了前来接机的意大利朋友卡罗。拥抱过后，我将包中的单反相机交给一个陌生人，并告诉卡罗，我要骑在他肩上拍张照片。多少年来，我无数次在梦里设想过这样的场景：以胜利者的姿态，将意大利人或德国人踩在脚下。你知道，这样的场景，中国足球100年也不可能实现。

　　但狡猾的意大利人识破了我的诡计，卡罗以年事已高，腰肌劳损为由，拒绝了我的非礼要求。

　　出征之前，我的同事老米说，希望我能调动内心深处的激情，按图索骥写一篇类似四年前《子夜二时叫醒我》的欧洲杯开场哨。但在莫扎特的故乡，听着《费加罗的婚礼》，我怎么也找不到四年前的那种感觉。昨日在米拉贝尔宫采访萨尔茨堡市长海因茨·沙登博士，我甚至询问他能否给我换把不那么舒服的椅子。

　　作家余华在他《活着》的自序中这样写道：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因为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和高尚是多么突出。作为一个记者，我知道自己800年后也达不到余华的境界，但我依然希望，这封邮件，以及我在欧洲杯期间的专栏《在路上》，能让你们读到我的心跳。

　　以足球的名义向你们问候。有老婆的人，记住安慰一下自己的爱人，哪怕假惺惺的温情也是必要的。当一个足球寡妇，并不容易。

　　孙文祥

　　6月6日因斯布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