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昨天，艾冬梅的叔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表示，他们可能会在这一两天约见一些境外媒体。“其实在这件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国外媒体跟我们联系过，希望进行采访，当时，我们觉得这种事情传到国外影响不是很好。但是现在，事情一直都没有任何进展，我们

决定要选择这条路，为自己讨回公道。”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艾冬梅她们显然已经不打算和王德显庭下和解了，艾冬梅的叔叔也表示一定要为自己的侄女讨回公道，哪怕是把官司打到国外去。艾冬梅的叔叔同时强调，绝不会为了一些小利益而在中途妥协，“我这回是铁了心把这官司打到底了。我们肯定不会像孙英杰那样不了了之。我就不信这世上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对于前两天有关“王德显准备找黑社会修理自己弟子”的说法，艾冬梅的叔叔表示：“我们不怕黑社会的恐吓。”据艾冬梅的叔叔介绍，现在艾冬梅和郭萍住的地方已经不再神秘，但是打官司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她们并不怕黑社会的恐吓。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为了确保安全，艾冬梅和郭萍晚上都不会出家门，“在这个小区里面，白天还是很安全的，艾冬梅会抱着孩子出来散散心。”

　　除了对王德显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外，艾冬梅的叔叔对报纸上看到的火车头体工队队长陈祖平说的一句话也感到非常愤怒，“怎么能说这些孩子的脚都是职业病呢？”他表示，自己会和律师商量一下，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追究这位火车头体协官员的责任。景升

　　【官方说法】

　　田协会协助

　　解决此事

　　在王德显被昔日队员告上法庭之后，中国田协的新闻负责人杨黎锋表示，中国田协会协助解决。

　　“我们也是从媒体方面得知情况之后才开始关注的。那几名队员是找他们火车头体协要钱，不是找田协要钱。那些地方队员的工资都是省市或地方协会给发的，而不是田协发的。国家队队员资金之类的，都是有名目的，那些仅代表国家队比赛过一次两次的，跟田协也很少有金钱关系。”杨黎锋说，“这次的官司纯属地方体协与队员间的民事案件，我们没办法插手。不过必要时，我们会协助解决，但目前田协主要领导都在外地，因此还没有具体方案。”邹甜

　　【针锋相对】

　　王德显律师：案子很可笑

　　就在艾冬梅和她的同伴表示要通过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同时，一直没有露面的王德显的律师也站出来说话了，他表示这个官司很可笑，“这件事存在很多疑点，需要仔细琢磨。”

　　王德显的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既然事情已经到了法院，那么就只能以法律的程序来做，等待法律的最终判决。对于现在很多人认为王德显比较被动的说法，这位律师向记者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在开庭之前，向新闻媒体发布王德显本人的一些现状和所承受的压力。此外，王德显的律师表示，由于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因此还不知道原告诉讼的内容，也就不可能考虑庭外和解。

　　最后，王德显的律师还有些含糊地表示，这件案子和现在中国体育的制度也有一定关系，这些东西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还不会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你对这个官司有把握吗？”记者问。“谁手里没有足够证据，都可能败诉，法律是讲究证据和事实的。”王德显的律师说。景升

　　这不是《秋菊打官司》

　　李承鹏 江苏地区独家供稿

　　这不是《秋菊打官司》

　　马俊仁和王军霞情同父女，然而因为一辆奔驰形同路人。马俊仁带领马家军跑过的路程几乎大过世界上任何一辆奔驰最远的行程，用血和汗，而不是高标的99号汽油。

　　王德显和艾冬梅也曾经情同父女，但因为一个存折，他们对簿公堂。看着女孩子们变形的脚趾，看着王德显的律师生冷的回击，让人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情。

　　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可以为一辆奔驰，为一个存折，就把脸撕破，《悲惨世界》的冉阿让为了一个面包改变一生，芳丁为了生计卖掉所有牙齿，生活不会变化，不会因时代而变化。

　　我曾经看过一张荣获何塞摄影奖的照片，画面中是一个中国小女孩在练体操，她那么小，几乎就是一根还没发育的豆芽，但却拼命地压着自己的腰腿，看上去很残忍！这幅照片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外国评委根本不懂得中国体育制度的残酷，为了荣誉、为了名次，就会以牺牲孩子的身体和心灵为代价，从小强化训练她们。

　　郝洪军说：就像驯兽。

　　我大学毕业分到一家体育报社，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去技巧队看七运会备战，中国技巧队一直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我目击了我们是怎么成为世界强队的———那天，我看见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女孩在完成一个手抛空翻时，肘部“啪”的一声，骨头就从接合处冒了出来，像粉嫩小胳膊外的附属品，小女孩很漂亮，但那时她的脸痛得完全扭曲，黄豆大的汗珠流在缓冲垫上，而教练还在一边鼓劲：妞子，不哭，好样的！

　　后来我想，要是在西方，这个教练可能要被控告虐待幼童。

　　我不认为王军霞的“奔驰事件”和艾冬梅的“存折事件”是相互孤立的，中国体育从来没有把运动员当成一个个体的人，而是当成国家机器中的零部件来看待，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每个运动员完全服从并完成极端目标。

　　体育的初衷是人性，但在奥林匹克金牌的鼓舞下，我们却让它越来越没人性。所以会出现一件又一件运动员与教练、与运动队因利益分配打官司的例子，在西方，它早有明文或惯例保障。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存折事件”发展到这种地步后，火车头体协方面没有人站出来表态，好像此事与他们无关，但其实，这件事谈不上人命关天，至少也关系到中国体育的形象。

　　不要把这件事情与“秋菊打官司”联系在一起，秋菊的事是中国农村妇女与村干部的民事纠纷，它黑是黑、白是白，明摆在那里，与“观念”无关，与“体制”无关；而“存折事件”却透射出中国人只把体育当成金牌或国家荣誉，与观念与经济无关，与人性无关。这更可怕。

　　媒体把艾冬梅们变形的脚拍成照片发表在报纸上是一次善举，这证明我们的新闻很开放自由，而且我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仅仅限于对王德显的指责———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王德显了，有太多的艾冬梅了。

　　我大学毕业那会遇到不少从运动员退役下来转行做记者的同事，他们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伤病，终生的，而且他们文化程度很低，连“缘木求鱼”都不能听写出来！

　　在我小说的开头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一个优秀的中国跳伞运动员在跳出伞时伞包没打开，直接从800米高空掉下来，像一根白色的巨大的木棍，他掉到伞场附近的油菜地里，下半身全部扎进土壤里，骨头从肩头冒出来，皮肉裂开，殓尸的人用床单才把他包好，他的父亲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幕，当时就昏死过去。

　　我不知道他的家庭后来生活得怎样，不知道抚恤金能不能养活他的家人？不知道他昏死过去的父亲后来是否活过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