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阴阳界——中国反兴奋剂检测现状探秘

　　中国在行动

　　环视全球，这是一个很“兴奋”的年代。

　　兰迪斯，当人们都在为百年环法诞生了阿姆斯特朗的接班人而欢呼时，他的尿样报告上却写着“阳性”。

　　加特林，如果没能将新的世界纪录从9秒77变成9秒76，是赛事裁判对规则的一次误读，那么，我们说，幸好没破这个纪录，否则，全世界的速度爱好者都会再一次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为他也是“阳性”。

　　还有“我们自己的”孙英杰，“兴奋”过后，在教练的授意下，竟然希冀以打赢官司来减免对自己的处罚，可惜最终失败。

　　最近，震惊国内体坛的“鞍山田径学校集体服用兴奋剂案”处理结果，也已由辽宁方面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它将是中国严打兴奋剂的又一重要例证。

　　如此等等，兴奋剂阴魂不散，也让更多人理智地认识到，全世界范围内反兴奋剂运动任重道远———我们不要兴奋，我们要冷静。

　　联系采访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花费了记者数天的时间。这是检测全国专业与非专业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却因工作性质而选择刻意低调，鲜有新闻报道，鲜有业外人士知晓，甚至连114查号台都没有登记电话号码。

　　北京奥体中心的东门进去右拐，穿过一片有些杂乱的练车场，原本有些神秘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六层的白色小楼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实验室，“阴性”、“阳性”交替，是这里工作的人看到的最常见的检测结果。于是，这里也成了服用兴奋剂者的“阴阳界”。

　　组建研究员以身试药

　　在1984年亚奥理事会通过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决议后，解放后被派往匈牙利学习并取得运动生理学副博士（相当于欧美博士）的杨天乐教授，在1986年受命按规定领导筹建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中心。

　　人齐了，设备也有了，但最大的问题来了———没有标准阳性样本做实验！要进口，一来太贵，二是“有的样本有钱也买不到”。最终，研究人员决定学习神农氏，自己“以身试药”。这样的代价是惨重的，也是令现在的人无比感叹的：众多研究员，都几乎曾上阵试过毒副作用很大的药，呕吐、抽搐、失眠、过敏，他们坚持呆在实验室观察反应，并做化验，严重了就往

　　艰辛换来了成功，1989年12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开始了迄今为止连续16年的光荣之旅。

　　发展最艰难的时刻

　　猛一看，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实在是其貌不扬，白色的六层小楼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赵健的话说“只有三层是自家的”，内部的

　　“这代表着过去，”赵健笑笑，指指窗外一栋新大楼：“检测中心的新楼在盖，5000平方米，实验室升级了，设备比以前更多更高级，规模也大很多了。”两栋楼离得很近，似乎在象征着一种承接关系，并存的格局展示着它的发展轨迹。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1990年的检测量是每年165例，现在一年都要检近万例”，赵健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而他们承受的压力，则来自中国选手的兴奋剂丑闻。

　　从悉尼奥运会前开始，中国兴奋剂检测力度加大，在加强跟国际检测机构合作的同时，也严厉打击国内的抬头势力。“其实，现在的形象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连续两届奥运会不出一点问题，这非常难得，中国兴奋剂检测渡过了难关，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赵健说着说着，自己都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工作全国都有“眼线耳目”

　　“中心的人只负责检测，每天我们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在全国按照我们的名单去收样本。”赵健的意思是，这里是“总部”，而“眼线耳目”则分布在全国各地。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去除因公众不了解而显得“神秘”的外衣，他们的工作流程其实简洁而严肃。“检查”跟“检测”是分开的，由运动医学研究所检查处决定检查谁，随后开出取样单，由拥有检察官资质的检查官或者志愿者收样后，跟检查处完成交接，检查处在尿样瓶上编号送到检测中心实验室，随后是检测、公布结果。“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是检测啊，像国家的任务，每天都要检十几例，”赵健苦笑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

　　“主要是在下面帮我们收样本的志愿者比较多，注册的检查官有二百多人，还有大量的志愿者，他们几乎需要每天去找样本，”赵健说，也只有去找运动员收样本的时候，这些检察官“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威武，掏出检察官证件晃晃，要求对方配合”。这些志愿者，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居多，另外还有不少是医生、教师、律师，不一而足。

　　赵健给记者看了自己的检查证，上面“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工作证、高级检察官”的字样，方方正正，自有一股威严。

　　验证08奥运又是一场大考

　　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在前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现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连年检测中，都从来没有不达标过。“连续16年达标，我们跟高考的学生没什么两样，辛苦而紧张，”赵健说，“希望不要犯哪怕一丁点错误。”

　　WADA接手国际奥委会的兴奋剂检测工作后，对世界各大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考核标准越来越严。“现在是季考制度，每个季度都要考一次，根据犯错情况，细分该实验室的检测资质，甚至摘牌或者降级！”

　　失去检测资质，对检测中心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损失，更是一种耻辱：因为你即使在A瓶样本中检测到阳性，B瓶是否阳性就不能由自己说了算，而是得送到有资质的实验室去做，也就是说，最终确定能否宣布被检者是否服用了兴奋剂，得由人家说了算！“幸好我们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绝对能说自己是亚洲第一，在世界上，也肯定能排名前十！”赵健自信地说。“跟美国洛杉矶实验室的每年两万多例还有差距，但让我们自豪的是，08年奥运会，所有的样本检测都在我们这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