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我要在中国跑到终点

　　在新一轮“选帅热潮”铺天盖地而来之际，一个南斯拉夫老人的名字再次引起了我的思索和回忆，他就是拉德·奥根亚诺维奇。1993年，拉德作为国际足联推荐的知名专家前来中国担任国奥队主教练，一年不到就被认为“能力不足”而转任技术顾问。1996年卸任之后，他一直执教北京的一家足球学校，默默耕耘。四年前，这支球队开始参加乙级联赛，一步一个脚印，今年首次以“北京宏登”的名义打上中甲联赛，拉德现在担任球队的技术顾问。

　　花甲之年来到中国，至今已是整整十三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73岁的南斯拉夫老人留守至今，十三年时间的重量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同鼓吹“豹子精神”的施拉普纳、同大讲442战术的霍顿相比，拉德究竟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什么？和来时行囊空空、离时带走五十个箱子的同胞米卢相比，拉德从中国又获得了什么？种种思索甚至疑问，让我开始寻访这位在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外籍教练。

　　说一口独特中文

　　拉德目前执教的宏登队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区，一个名叫后辛庄的地方。从热闹的北京火车站挤上一辆957长途大巴，穿过南三环、四环、五环，然后在两车道的城乡结合部道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后辛庄。下车之后，在满是尘土的泥路上步行15分钟，绕过四处游荡的野狗，躲开载重卡车带起的漫天尘土，终于发现了“宏登俱乐部训练基地”的牌子。

　　和外面的喧嚣、嘈杂相比，基地内显得十分平静。上午9点半，球队已开始了训练。在场地的另一端，一个身着红衣的身影孤零零的、静静地站立着，很长时间没有挪动，宛如一尊雕塑。训练结束后，主教练张旭过来打招呼，拉德也缓缓地走过来，挥手示意，面露笑容。“拉德是不是认识你？”张旭有些疑惑。作为宏登队的主教练，张旭已经和拉德朝夕相处四年多，是拉德目前最得意的学生。但是在这些年里，已经很少有记者来采访拉德。老人走近，一双皱纹横生的手和我紧紧相握，还用中文热情地说着“你好”。

　　祖籍塞尔维亚的拉德，当年为南斯拉夫国家队出场20次。在德国和瑞士取得教练资格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他的脚步曾驻留在瑞士、约旦、埃及、象牙海岸，喀麦隆等国。1980年到1986年期间，他指挥喀麦隆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夺取非洲国家杯，还进军奥运会，震惊世界足坛。1993年来到中国执教当时的国奥队，留守至今。

　　我们一起来到拉德的房间。和年轻队员一样，拉德也住在训练场边的一排平房里。十多平方米的一个小间，屋内陈设非常简单。老人让我和张旭坐在椅子上，他则坐在床边。十三年的中国生活给拉德最明显的变化，恐怕就是语言了。他能够说一口很独特的中文，但这中文只有张旭能听懂，而他的英语又有很浓的口音。于是，拉德式的独特中文加上浓重塞尔维亚口音的英语，我们的交流就这样开始了。

　　上海、上海！

　　得知记者来自上海的媒体，拉德深邃的眼眸中透出一丝微亮，不住地念叨着“上海、上海”。对于拉德老人而言，上海是一座让他“爱恨交加”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的代表队中，他发现了踢球风格酷似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晖；在这座城市的邀请赛中，他输掉了中国足协的“耐心”，从主教练转任技术顾问；在这座城市中，他的老朋友佩特科维奇、彼德洛维奇来来往往，继续传递着前南足球对于中国的影响。

　　“您对上海还有什么印象？谢晖？申思？”拉德听到这两人的名字，有些兴奋起来，加快语速：“我上周还见了申思，还有李明，我们打了一场比赛。”上周六，中甲联赛第18轮，拉德顾问的北京宏登主场迎战申思挂帅的上海康博，最终主队以1比0小胜。比赛结束后，李明过来和拉德打招呼，球队上大巴车之前，申思也和拉德聊了一会。十三年前，拉德第一次看到申思时，这个速度、力量都并不出色的年轻人并没有立即打动他，但随着不断的了解，申思的头脑还是征服了拉德。“申思很聪明，很有头脑，他可以成为一名好教练。”

　　提到谢晖，老人谈兴更浓，“几年前，谢晖到北京来看过我。”拉德仔细想了想，“应该是2001年。”当时，谢晖从德国返回上海，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被问及“最想见的人”，他几乎脱口而出：“以前国奥队的教练拉德！”

　　电视台四处查询，令人惊讶地发现拉德居然还在中国，就在北京执教乙级龙力俱乐部。第二天，谢晖就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就直奔丰台体育中心。看到突然出现的谢晖，拉德喜出望外，多年未见的师徒二人紧紧握手、拥抱。

　　拉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谢晖在甲A踢球的情景，“秋天的时候，我在先农坛体育场看北京和上海的比赛，谢晖踢了20分钟，我就决定要他加入国奥队。”拉德形容谢晖是一个“easy player”，“他在场上的移动线路、射门的欲望、身体素质，都是一个很欧洲化的球员。”六年以后，拉德在向小兄弟米卢推荐谢晖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和当年我踢球一模一样！”在职业球员生涯的晚期，36岁的拉德仍然夺取了当时瑞士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据说他的速度和冲击力让很多后卫望而却步。

　　23年前就已结缘

　　“拉德先生，我们能否从头开始？当年您对中国足球几乎一无所知，而您在非洲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是什么吸引你来到了中国？”

　　拉德陷入一种沉思状态，随后向记者透露了一段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内幕。拉德第一次接触中国足球，并非是1993年他第一来中国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当他1983年执教喀麦隆时，中国足球就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当时有一支中国球队来喀麦隆访问，虽然以1比3输掉了比赛，但是那批球员的速度、技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宏登队主教练、拉德现在的徒弟张旭为了求证历史，曾专门查证了那段历史，“没错，当时是年维泗指导带的中国希望队，队员就是魏克兴他们那一批人。”

　　十年转眼即逝。1992年，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求援”，希望FIFA能派遣一名世界级教练来执教

　　对于刚到中国时候的新鲜感，拉德仍然记忆犹新，他甚至把艰苦的生活当作一段乐趣来讲述。“彭县！”拉德清晰地发出了这个中文发音，这是四川内部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刚成立的国奥队前去集训。“哦，那里太冷了！太冷了！”拉德做了一个搂抱自己的动作，“你知道吗，训练的时候，我穿了十件衣服！”老人夸张地抖了抖胳膊，“还是很冷！”

　　在非洲执教多年的经历，使拉德养成了在热带气候中生活的习惯，中国西南内陆的阴冷潮湿让他很不适应，连续低烧，但他短短休息两天之后，依然带队训练，还把自己的执教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中国助手戚务生和谷明昌。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中国足协就以“能力不足、成绩不佳”等原因将他解职，让他转任技术顾问。

　　中国足球太着急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和冲进世界杯的米卢、夺得联赛冠军的桑特拉奇、图拔科维奇这些同胞后辈相比，拉德在中国的执教并不顺利。不仅他从主教练转任顾问，而且球队最终没有冲进奥运会决赛圈。谈到这段经历，拉德表示：“中国足球太着急了！足球不光是胜利，它需要一个逐步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拉德再次陷入回忆之中。“1994年我们和中国的俱乐部打了一些比赛，还参加了上海的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拉德看来，这些比赛的锻炼价值要远远大于胜负价值，他希望能从中发现好球员，并且让年轻队员积累比赛经验。“比赛有输有赢，但是球员都经受了锻炼，大部分球员还打不了联赛，只能通过这样的比赛来积累。”让拉德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对于胜负如此敏感和急切。据说，上海锦标赛上的那次“先赢后输”成了他“下课”的直接导火索。

　　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对于那场1比3输给德甲球队的比赛，拉德还是记忆犹新。“上半场我们一球领先，中场的时候大家还使劲给我们鼓掌，但下半场丢了三个球，后来就没人鼓掌了。”在老人看来，一支由20岁不到的年轻人组成的青年队和一支成熟的德甲俱乐部能打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何况还在组队和成长过程中。“一个教练的战术思想要真正灌输到球队，可能需要3到4年才可以，但在中国，几乎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给教练，尤其是国家队、国奥队这样的队伍，上上下下都要求马上出成绩，而在没法马上取得效果之后，再换新的教练，原来教练的一些执教理念完全推翻重来。”拉德对于中国足球最大的体验就是“太着急”。

　　在拉德看来，中国的球队、俱乐部、球迷都有急功近利的想法，而这种超常的想法本身并不符合足球的规律。“像法国，他们用了25年的不懈努力和持之以恒，才终于在1998年拿了世界杯冠军，像喀麦隆，整整用了27年才获得非洲国家杯的冠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能在5至10年当中就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以喀麦隆的六年执教为例，老人向记者分析：我去喀麦隆之后，足协就和我约定，按照既定的目标和风格训练六年，“我们签了六年的合同，最后也执行了六年，当时喀麦隆足协的哈亚图现在是国际足联副主席。”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拉德学到了不少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比如说“慢慢来”。但让他大为不解的是：“为什么足球就不能慢慢来呢？”

　　中国不缺好教练

　　按照拉德本人的划分，前南教练大致可以分成四代，第一代是柴柯夫斯基，当年他执教德国拜仁慕尼黑队，培养出了贝肯鲍尔、布莱特纳等世界级巨星。第二代是博斯科夫，他在欧洲许多俱乐部都取得了成功，为南斯拉夫足球赢得了巨大的声望，给后来的南斯拉夫教练出国执教打下了基础，拉德也属于这一辈份。而第三代就是以米卢这一代，再往后的第四代，拉德也并不熟悉。作为资深的前南教练，性格平和的拉德不愿意评价他的同胞在中国的得失成败，他只是和记者念叨这些熟悉的名字：佩特科维奇是邻居，乔利奇是红星队的队友，米卢是好朋友米罗什的弟弟……

　　在拉德老人看来，中国并不缺乏好教练。他非常直接地表示，戚务生、徐根宝、张引这些人都是好教练。“我非常理解戚在国奥队和国家队的处境。他不是坐在这里的，而是被飞起来了！”拉德用手拍拍他坐着的床，又用手指指房顶，“戚在国家队，有三个外籍顾问，还有四五个中方教练，再加上足协的官员、媒体等等，他很难保持自己的想法。”拉德说，当时他就建议戚务生别看报纸，尽量保持自己的思维，但戚务生表示很难做到。

　　为什么外来和尚好念经？在拉德嘴里确实还说不出这样的成语，但老人表达的意思却的确如此，拉德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有徐根宝、张引这么好的教练不用，却要不断找那些并不了解中国足球的外国教练？”作为旁观了中国足球十三年的外籍教练，现在的拉德应该明白，只有外籍教练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想法。但是作为洋教练进入中国的先行者，拉德并不支持中国盲目地聘请所谓大牌的外籍教练。

　　拉德用萨基举了个例子：“萨基带领ＡＣ米兰创造了辉煌。但他之前可以说一点名气都没有，我记得他带一支意大利丙级队到了乙级，然后又在第二年差点冲上甲级。ＡＣ米兰俱乐部就是看中了萨基的执教能力，才让他最终成为球队的主教练。如果按照中国俱乐部的想法，论萨基的名气，执教ＡＣ米兰一点可能都没有，可ＡＣ米兰就这样做了。”在拉德看来，中国足球最缺乏这种务实与平和的心态。

　　拉德的“关门弟子”、宏登队主教练张旭告诉记者，宏登队这几年就是以这样一种平和扎实的思路前进，“从2002年开始，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从乙级赛的八强打到四强，最后去年冲上甲级。就像俱乐部董事长和我们的承诺一样，俱乐部条件一般、待遇也一般，但我们的目标就是一级一级、扎扎实实地往上走。”

　　胖子，好男足！

　　同鼓吹“豹子精神”的施拉普纳、同大讲442战术的霍顿相比，拉德究竟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什么？

　　“对于十八九岁的年轻球员，我的标准是先看速度，然后力量和头脑，最后是技术。”拉德解释，“速度是足球最核心的因素，完全依赖天赋，力量、身体等条件也很难后天培养，而技术动作则可以通过反复练习来强化。”

　　按照拉德的标准，1993年刚来中国，他一眼就看中了当时的曲圣卿，认为他有欧洲球员的素质。但中方教练认为曲圣卿“太胖”、“没头脑”等等。多年之后，曲圣卿从辽足转战申花再拼杀澳超联赛，也证明了拉德当初的判断。拉德也关注着曲圣卿的发展，听说他再次加盟澳超俱乐部，老人笑着比划：“胖子，好男足！”在拉德的中文里，“好男足”就是“好球员”的意思。

　　拉德的选人之道，在北京宏登队体现得更明显。这次宏登队冲甲成功的大部分队员都是拉德相中并培养起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当初都面临无球可踢的困境，是拉德慧眼识才将他们招到帐下，经过两三年磨练，他们终于冲进了中甲。俱乐部老总张忠强将拉德比做宏登队的好伯乐，比如宏登队主力右后卫黄晓龙来到宏登队试训仅三天就被拉德相中。

　　“中国并不缺乏好球员，我希望能继续培养中国的年轻球员。”拉德向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当年拉德率领国奥队在上海参加邀请赛事，时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希望他能介绍南斯拉夫好外援，后来拉德就问当时带领瑞士青年队的佩特科维奇。结果佩特科维奇非常惊讶地反问拉德：“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还看上你们（中国）国奥队的两三个队员，正准备向欧洲球队推荐！’”

　　说起家乡 笑容顿时消失

　　从1993年10月来到中国开始，拉德在这里一待就是13年。这位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的老人说，中国是他到过最好的地方，年迈的他已经不愿意再离开这里了。“虽然他有瑞士和塞黑双重国籍，但他就想待在中国。走了中国那么多城市，他说，每一处的天空都不一样！”张旭向记者描述老人对中国的热爱。1999年，拉德曾回到塞黑，但家乡的土地再次被炮火笼罩。“当时我决定重返中国，结果我走的第二天，炮弹就下来了！”说起自己的家乡，老人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现在成了六个。”

　　现在，拉德对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相当满足，平静而单纯。宏登俱乐部专门在城里给老人安排了一套相当不错的住房，但他自己更愿意和球队住在一起。虽然没有老伴相随，但俱乐部上至董事长张忠强，下至每个队员，无一不对老人关怀备至，总有人会时不时跟老人做个伴，聊聊天。拉德谈起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就说：“中国是我见过的发展最快的国家，十几年的巨大变化让我深深爱上了这里。中国的老年人很多，而且中国人一向对老人很好，所以我喜欢留在这里。”

　　去年，中国足协组建新一届国青、国少队，需要聘请一位资深的技术总监，青少部主任冯剑明当时就想到了拉德老人。但是仔细考虑之后，拉德非常遗憾地表示，自己和宏登有约在身，他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们”。1996年，北京国安也曾邀请拉德执教，拉德也是因为和当时的龙力俱乐部已经签约，而婉言谢绝了邀请。在拉德第一位翻译李良石看来，拉德拥有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恐怕也是拉德更愿意留在中国的原因。

　　记者告诉拉德，很有可能又有一位他的塞黑同胞要执教08国奥队，还把“Ratomir Dujkovic”的名字写给他。拉德看了一眼，“我知道这个教练，他以前是红星队的助理教练，今年世界杯指挥加纳队。”记者询问他对这位杜伊科维奇的看法，拉德说自己并不了解杜伊科维奇，无法评价，但他认为今年世界杯进步最快的就是“加纳队和葡萄牙队”。

　　“杜伊科维奇多大了？”“六十左右。”拉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还有两年”。十三年前，拉德来到中国时，也正好六十岁。“您在中国还要待多久？”拉德说，“我会坚持跑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