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吃禁药"眼线"全国布 中国兴奋剂检测全揭秘

　　北京奥体中心的东门进去右拐，穿过一片有些杂乱的练车场，原本有些神秘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实验室，去年抓出了孙英杰。

　　这里成了服用兴奋剂者的“阴阳界”。

　　组建初研究员学“神农氏”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赵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细细回忆起来。

　　1986年国家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当时筹建的困难很大，我们严重缺乏专业人员。”

　　“当时的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来工作的，他们的关系都在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人齐了，设备也有了，但最大的问题来了———没有标准阳性样本做实验！要进口，一来太贵，二是“有的样本有钱也买不到”。

　　最终，研究人员决定学习神农氏，自己“以身试药”。这样的代价是惨重的，也是令现在的人无比感叹的：众多研究员，都几乎曾上阵试过毒副作用很大的药，呕吐、抽搐、失眠、过敏，他们坚持呆在实验室观察反应，并做化验，严重了就往

　　1989年12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连续16年的光荣之旅。

　　发展中期曾面临艰难时刻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打响的第一炮相当成功，中心教授杨天乐十多年后仍清晰地记得“那是在通过认证后不久”，中国承办的一项国际排球锦标赛中，中心检测出了一例“非常冷僻”的兴奋剂，这是他们报送的首例阳性，事后证明，检测结果客观精准。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1990年的检测量是每年165例，现在一年都要检近万例”，赵健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而他们承受的压力，来自中国选手的频发兴奋剂丑闻。

　　“1994年在日本广岛出了大事，这是最最艰难的时刻，”赵健说。他说的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全部是奖牌获得者，其中游泳运动员7人。这在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竞技体育以及兴奋剂检测的空前指责，“那时候在国际大赛上频出丑闻，甚至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余波。”

　　从悉尼奥运会前开始，中国兴奋剂检测力度加大，在加强跟国际检测机构合作的同时，也严厉打击国内的抬头势力。赵健说：“其实，现在的形象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连续两届奥运会不出一点问题，这非常难得，中国兴奋剂检测渡过了难关，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眼线耳目” 延伸至全国

　　赵健透露说：“中心的人只负责检测，每天我们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在全国按照我们的名单去收样本。”他的意思是，这里是“总部”，而“眼线耳目”则分布在全国各地。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去除因公众的不了解而显得“神秘的”外衣，他们的工作流程其实简洁而严肃。“检查”跟“检测”是分开的，由运动医学研究所检查处决定检查谁，随后开出取样单，由拥有检查官资质的检查官或者志愿者收样后，跟检查处完成交接，检查处在尿样瓶上编号送到检测中心实验室，随后是检测、公布结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检测。”赵健苦笑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反而是大家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们喜欢打的比喻是“游泳池与糖”的关系，“以前检测的精度是一个游泳池里能检测出一匙糖，现在是五个游泳池里有一匙糖都要给检测出来！”

　　“主要是在下面帮我们收样本的志愿者比较多，注册的检查官有200多人，还有大量的志愿者，他们几乎需要每天去找样本，”赵健说，也只有去找运动员收样本的时候，这些检查官“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威武，掏出检查官证件晃晃，要求对方配合。”“不过，跟香港肥皂剧里ＩＣＡＣ检查掏证件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这些志愿者，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居多，另外还有不少是医生、教师、律师，不一而足。

　　赵健给记者看了自己的检查证，上面“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工作证、高级检查官”的字样，方方正正的，似乎自有一股威严，不知道吃药的运动员，看到以后是什么脸色。

　　赵健说他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