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国足球三问（下）

　　新华网北京7月5日电题：中国足球三问（下）

　　新华社记者曾志坚李铮周之江

　　足球竞赛项目在参与人数、使用场地面积等方面显示了它的庞大性；在露天进行、几乎不限天气，对球员身高、体形、年龄、性格、外貌等要求的非一律化彰显了它的包容性

。这是它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所在，对我们在发展足球运动中追求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正如一场足球比赛的获胜方通常是场上场下各位球员、各个位置、各位教练、各种技战术与动作配合等更协调的一方一样，走出低谷、创造中国足球辉煌也只能在一个更高水平的和谐环境中实现。这包括老生常谈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天时，主要指中国足球的管理制度。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中国足球持续了几十年的疲软直接与指导、规范、管理发展它的制度有关。

　　年年月月喊叫着与国际接轨，但在以足球要政绩还是以足球要足球，在球员转会制度，在引进外援制度，在球员薪水制度，在联赛管理体制，甚至在是否由俱乐部自己决定训练时间、方式、地点等细节方面，我们存在着太多的“非以球员球队足球为本”的做法，而集中体现了官本位意志、个人意志、区位意志等不合时代要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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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利，主要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中国足球的现行发展大架构表现为中国足协领导下的各地方足协、各俱乐部的相互作用体系。这其中自然存在着利益博弈这条主线。它一直以来的基本格局是，中国足协大权在握，领导一切，它一方面既在有些方面力推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又借市场化运作及其成果巩固自己的“计划权力”，或曰行政权力，包括经济利益。难怪有人说“中国四大黑，最黑是足球”。

　　这样行事不仅必然与足球领域的市场经济主体——各俱乐部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同时也干扰了各俱乐部的企业化正常运行。从近些年有关俱乐部联手对中国足协“逼宫”、有关企业愤然退出足球领域等大小事件中，我们可见两者间几近水火不容之势。

　　这般结果，看似一个俱乐部的衰退或易主，实质是直接危害了俱乐部领导下的球队与球员的成长壮大。可以说，中国足球发展体制中，究竟是足协权力应当不断弱化，担当好服务角色，真正成为民间化社团组织，还是不断强化其“政府”职能，永远做俱乐部的主子，并在经济利益分配上“不吃亏”，甚至要占到大头，直接决定了中国足球的主体——各俱乐部与球队、球员的强弱兴衰。

　　人和，基本考虑因素是足协、俱乐部、球队、球员如何赢得球迷。没有球迷的足球，如同没有观众的戏剧。上述与球迷相对应的中国足球各类表演者，不要以“假、黑、赌”等既在场内欺骗球迷的感情，又在门票、赞助、经营等场外活动中榨取他们的钱财。中国球迷还没有幸福到可以“把自己当上帝看待”，但足球从业者至少要把前者当作“第12人”去争取。在这方面，相关者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远的路要走。

　　天时、地利、人和，若从进一步改革开放着手，中国足球实现此三者的高水平协调，稳步走向高水平应该不是难事。足球领域的改革开放不会伤及国家根本，我们有什么必要使中国足球背着“官营”的坛坛罐罐踉跄而行。退一万步而言，即使足球领域改错了，重来亦不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