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灏
虽然我是一名资深体育记者出身的传媒人（俺和响姨是同一时代的人，当年她与任田并称“红粉双煞”，和我的组合则被教科书称为“黄粉双煞”），但你不能苛求我在世界杯期间不打一次瞌睡，你们也会老的，要厚待老同志。请不要蔑视丛林的任何一只离休狮子，它的爪子依旧锋利。事实上，昨天晚上我就没打瞌睡。
如你所知，我是一个深爱国学、固守传统的孤独守望者，具体到个人癖好上，我和那些士子一样，都喜欢见红，一见红就兴奋。昨晚意大利和美国的比赛，灿若残血，三张红牌，一张破碎的血肉模糊的脸，外加一个乌龙，若干次惊魂，一切商业电影的元素都齐备了：血腥、离奇、戏剧性。如果再出现约克手捂器官滚来滚去的类似三级镜头，那就直逼电影界的灯塔兼奇葩《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了。
德国队与波兰队比赛的下半场，我都在昏睡中。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巴西与克罗地亚的比赛，我一分钟都没看，而我是如此热爱巴西，我爱它仅次于爱钱。可是疲倦像潮汐一般漫过每天只睡4小时的我的眼皮，我在凌晨三点之前绝望地睡去，梦见大雪封门，梦见美女更衣。
每个夜晚，京城的明月都会像大烙饼一样挂在空中，而我总是会在梦境中不可遏制地望见岭南。8年前，初为新闻民工的我每夜在南宁民族大道上的新华酒店与球迷一起看球，爬格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地度过试用期的汛期，每多写一篇稿子，就像在江畔的堤岸多垒了一包沙袋。决赛那晚是法国对巴西（又是巴西，我为什么总是以睡姿面对他们），我无可救药地进入梦乡，一进球他们就喊，很爽的样子，而我则痛苦地睁开眼。他们爽了三次，我痛了三次。那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年轻、瘦削，宛如幼齿，但已经懂得了劳碌和疲倦。
4年前，我在广州一家如今已经驾崩的报纸。世界杯结束后，腰肌劳损患者刘原慢慢走过村里一地的阳光，扶着腰去东风路上的越秀正骨医院，解开裤带做理疗。我想我一定像一尾死蛇，而且是卖淫的母蛇。医生说你要睡硬床板，我说好的。回到出租屋我就躺在了地板上，那时的睡眠是一场牢狱，因为腰间的病痛像发春的蛆一般不停蠕动，让梦境中的我时刻记得自己是一个病人。那年，我是28岁的丧家犬，腹肌渐渐消失，白发缓缓生长，开始神经衰弱，开始用酒精为自己催眠。
现在我是一个32岁的老男人了，多年不看球，却还在报纸上骗钱，一骗还许多家。只不过，当年是自称在杨箕村里码字洗头，如今是自称在中关村里码字结婚。我在长夜里总是恹恹欲睡，我发现那些球员中自己认识的已经越来越少。
我听到逝水流过额间的抬头纹。我梦见自己被岁月逼到了悬崖边上。
最后我必须向列位看官隆重道歉，我是如此不尊重你们。当京城的天空翻出死鱼一般的白肚皮时，我开始写稿，短短千字文，我打了三次瞌睡。尤其委琐、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根本没梦见世界杯或各位亲爱的读者，而是梦见自己在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