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
折腾四年的王治郅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当事人有一言难尽的伤感和沧桑，但这个不乏喜剧色彩和人性温暖的结局还算差强人意。篮球迷们有理由欢呼雀跃，因为王治郅又可以为国效力；而中国篮协“网开一面”的柔性路线，也赢得一片叫好声。
但是，要评价王治郅回归，可能无法回避一个更大的背景——为什么王治郅在这个时候回心转意，而不是别的时间？为什么中国篮协这个时候终于茅塞顿开？原来，国家体育总局为了2008年奥运会抛出了“大赦天下”计划，要求各中心领导做好过去一些“问题运动员”的工作，让他们重返奥运大军，王治郅、田亮等人都是拯救对象。因此，王治郅回国之结局，首先是有关方面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和当初导致王治郅不肯归国的体制根源一样，如今这个任务，也缘于要确保“为国争光”之最高目标的举国体制。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大赦计划”是在拯救王治郅，还是在拯救举国体制？
我们知道，无论是王治郅事件，还是田亮事件，其实都是缘于运动员的个人利益和以“国家利益”标榜的举国体制之间的矛盾。在举国体制下，体育部门垄断了体育行业，举全国之力培养运动员，让他们争金夺银为国争光。运动员享受国家的免费培养，但同时也丧失了部分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有资产”。王治郅身披八一队战袍，这种性质更是自不待言。
但问题在于：在体育运动已经越来越大众化和娱乐化的今天，许多运动项目都在向职业化方向发展，进行着产业化运作。在市场化过程中，运动员就不仅仅满足于“为国争光”的荣誉，这必然产生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的诉求，而这与还在实行的举国体制的管理是格格不入的。比如，王治郅当年要留在美国参加NBA夏季训练营，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中国篮协却需要他代表国家队征战，这是基于“国家荣誉”的考量。
必须看到，如今体育界，个体利益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博弈，可以说层出不穷地在进行。而横空出世的“台球神童”丁俊晖，更是以家庭投资的模式直接挑战了举国体制。在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之下，举国体制已“金身难保”。但是，为了奥运会上的奖牌榜，为了国歌响起的最高荣誉，体育部门需要以维护举国体制为己任。于是，中国篮协放下面子，与王治郅达成妥协。依次类推，不久之后田亮也可以“浪子回头”。
表面上看起来，体育部门通过这种太极推手将“问题运动员”重新招至麾下，从而“拯救”了已被划破的举国体制；然而暗流涌动的个体利益和僵化的举国体制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王治郅被拯救了吗？答案是NO，因为他本来无须被拯救；而举国体制能够被拯救吗？答案也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