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功补过”副省长回乡务农

　　“将功补过”

　　陈苏厚说他退休回乡当农民是“将功补过”。他对记者说，几十年来“官”越当越大，虽然他跑遍了全省300多个乡镇、90多个农场，平均每年下乡90多天，但为了避嫌，从来

没有为家乡办过什么具体的事，甚至回乡的时间都非常少。当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搞调研，才多回了几趟家乡。

　　“一次同乡亲们一起喝酒，大家说，你当副省长的时候到处抓水利建设，什么时候也该给村里抓抓水利呀。我明白，乡亲们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呢。”

　　南宝镇是全省有名的革命老区，战争年代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就有169人，陈苏厚的三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南宝又是有名的穷地方，39个行政村，省定贫困村就37个。其中又以松梅村为最，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

　　退休后回农村，陈苏厚早有此打算，不过在听了乡亲们的“批评”和细看了家乡的贫困现实后，他对退休生活的设计有了点小小的改变———“颐养天年”改为了“将功补过”。他在一篇文章中勉励自己“进亦有为，退亦有为”。

　　“香蕉顾问”

　　陈苏厚带着老伴一起退休返乡了。他在自家祖屋地基上盖了一座与乡亲们居处相似的小院，村里划给他一方约0.3亩土地做菜园，夫妇俩开始过起了久违的农家生活。

　　他发现，种植结构单一是松梅村主要的“穷根”。四邻八村都种植了大量的香蕉，而松梅村还是空白。一打听才明白，1996年由省扶贫办提供种苗和化肥，村上曾经种了58亩香蕉.

　　可由于农民没有技术，加之重粮食轻经济作物的传统观念作怪，把化肥挪去施了水稻，结果有种无收。拖欠了信用社的贷款无法再贷，自然就再无人种香蕉了。

　　陈苏厚决定从带动大家种香蕉入手，摘掉贫困帽子。陈苏厚挨户动员，终于有7户人家被说动了心，他便组织成一个互助性质的“香蕉合作社”，自任“顾问”。接着又“一手包办”起从筹资到寻找销售渠道的工作。

　　7户农民种植的54亩香蕉，当年即收入38.4万元，还清了6万余元贷款。第二年，“香蕉合作社”成员发展到79户，贷款33万元，信用社主任陈凤章还连问“够不够？”这一年，松梅村农民香蕉收入达到了300万元。

　　到2005年，全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村”。香蕉、橡胶、冬季瓜菜，三大“支柱”撑起了全村的小康日子。

　　“编外村官”

　　今天的松梅村，家家矮围墙、大庭院、小菜园，整洁清爽；灯光球场时有球类比赛，乡村公园建设初具规模；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热情地引你参观他的圈养猪、沼气设施。村民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绕村公路“一环路”“二环路”：5至8米宽的“一环路”通往每家每户，“二环路”则通往田间地头。

　　村支书林茂青说，这两年大家种香蕉致了富，老省长就带我们搞起了文明生态村建设，“陈苏厚是我们的编外村官，比我这个村支书管用。”

　　村里人从来就没有用厕所的习惯，内急了，到坡上地头找个地方“方便”，然后让猪来吃了去，所以这里的猪也从来都是散养。

　　一次外边的姑娘来村里相亲，被迫到地里“方便”，可见到主人家还特地拿一根竹竿在旁边赶猪，怎么也“方便”不出来。亲事也就这样告吹。

　　“现在好了，家家户户有了厕所，在老省长的鼓动下，镇里还建起了垃圾站，每天用车到各村巡回收垃圾。各家每年交十多元清洁费就行了。”

　　供稿/新华社

　　【记者专访】

　　我就是农民性格

　　我们永远不会走了我就是农民性格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老是真的把家安在这里住下去了吗？

　　陈苏厚（以下简称陈）：我们永远不会走了。

　　记：我看了您的《我与农民》这本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您在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真正的苦难在农村，真正的快乐在苦中。”这种体会从何而来呢？

　　陈：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最辛苦就是农民，最困难的还是农民。

　　记：记得您的书里写过，您觉得自己的性格就是农民性格。

　　陈：小时候我们全家人逃难，开荒种田在很偏僻的地方，每当谷子成熟，我们怕野猪糟蹋，我和侄子两个当时年纪都很小，却要到田头去看护，夜里不敢睡觉，经常要大声吆喝，打竹筒，甩竹鞭，一直到天亮，嗓子都哑了……这些都养成了我的性格，很倔强，农民德性嘛。

　　记：有人会觉得，你这么写是不是在作秀呢？

　　陈：我写的四本书，全部都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这是我最关心的。

　　回乡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思想斗争的结果

　　记：听说您这20年来，每年春节都要回家乡过。为什么呢？

　　陈：以前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纪律很严，越是节假日越忙，回家乡的时间就很少了。从1985年以后，我每年都带孩子、孙子全家人回来过年。

　　记：听说好多农民乡亲都专门趁您春节回家乡，来登门告状？

　　陈：我不是回来转转过个年就走的，我小时候是靠生产队养大的，我的爱人也是跟这些妇女一起参加劳动的，她插秧犁地这些活都懂的。我每年回来，都会把村里的每家叫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另外，还要请80岁以上的老人来吃饭，村里一共100户人家，30多位老人，如果谁身体不好不能来，我还要给他捎一个小红包。

　　我是他们的孩子，一起喝个酒，我们都是按照辈分来叫(对方)的，喝起酒他们什么都说，通过他们，我可以了解农村，了解家乡的情况。

　　记：您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陈：一刻都没有。有一次我回家乡来，几个父老乡亲对我说：你是全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听说全省水利都搞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水利工程没人修，农民这么穷困呢？我当时觉得非常羞愧。

　　记：回家乡是您“忏悔”的一种方式？

　　陈：是后悔。这是将功补过吧。

　　记：回乡是你们早有的心愿？

　　陈：这不是我们思想斗争的结果，而是我们的爱好。

　　我回乡下住不该成为新闻

　　记：您觉得回乡下住不该成为新闻。

　　陈：为什么大家住城市就没人宣传，我回来住乡下就成了新闻呢？

　　记：您退下来觉得不习惯吗？

　　陈：平民的生活我很习惯。我的体会就是：从城市转回农村，与民同乐。

　　记：您觉得现在的生活快乐呢，还是以前当官的生活快乐？

　　陈：当官有当官的快乐，回农村有农村的快乐。当官有很多工作，很多人尊重你，拜访你，崇拜你，我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虽然辛苦，但是很快乐。

　　现在回老家，跟农民接触更多了，广阔的农村天地都是我的，我还可以为大家做一些实事，不是更快乐吗？我为老百姓摘掉了穷困的帽子感到自豪和满意。

　　回乡当顾问最小的官不好当

　　记：这几年觉得自己干得怎么样？

　　陈：这几年村里有几个大的变化，过去一个脏乱差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文明生态村，家家户户低围墙，大场院，家家户户都有卫生间，自来水，都有沼气用。过去村里的路很差，现在公路通到家门口，有幼儿园，乡村公园。

　　记：这些一条条说起来都很轻松，做起来难吗？

　　陈：很难。农村落后思想多，农民的生活习惯要改变，要破除，修路要拆他的房子，他也不愿意。

　　记：要去做工作吗？

　　陈：一家家去说，去讲道理。有益处，他们才肯。

　　记：是不是有您的威望在里面？

　　陈：副省长有多少个？他们还是信任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松梅村以前是芭蕉空白村，现在变成有名的橡胶村、芭蕉村。以前为什么不种？没人带头，不懂技术。

　　记：你担任的是什么工作？

　　陈：我是最小的官，顾问。

　　记：顾问管什么？

　　陈：我这个顾问管的多啊，资金没有，我要协调贷款，我来做一个信誉担保，说一定会还人家才肯贷啊，技术上出现问题了，我要去找技术部门，请人来讲解技术啊；还有要带动农民搞销售，组成两个公司卖芭蕉。把农民的芭蕉卖出去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有九个省的人来我们村购芭蕉了。

　　记：这个顾问有钱吗？

　　陈：我这个顾问是辛苦的顾问，亏本的顾问，我请人来帮忙做事都是在我家吃饭，吃亏大了。

　　记：那您得到了什么呢？

　　陈：我得到的太多了，我自己得到了跟以前当官不一样的锻炼和提高，当然还有很多快乐。

　　农民致富有人带动就不难

　　记：这些村主任啊，镇长啊，有您在这儿，会不会也感到很有压力？

　　陈：我不会去批评他们，也不会指手画脚。我来到农村，放下了一切官架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信服你。你不能拿副省长的架子去压人。当然，我想到的问题，有时候也会建议，，碰到一些难题，他们也会请教我。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啊。

　　记：从您的实践来看，农民致富难不难？

　　陈：有人带动就不难，关键是没人。

　　记：您觉得农村现在最缺什么样的干部？

　　陈：精抓细干的干部。现在农村的工作，干部不是不做，但是缺少务实的干部，缺少带领农民致富的干部。比如做村官，人家几点要来收芭蕉，你要组织村民提前把芭蕉砍好准备好，而且收香蕉的时候，每家多少斤，你都要做好记录，芭蕉款拿到，你要记住每家多少钱，怎么还信用社的钱，都要心中有数。干部都要全程服务。

　　供稿/《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