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这个社会需要“制度设计”（下）

　　近来，公众对公众人物崔永元的聚焦多着落在他的病，以及他那激起波澜层层的观点。

　　北京，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办公室。由公众印象，走向眼前的真实，我们发现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歪着嘴坏笑、不动声色地机智和幽默的崔永元，如今独自执拗地心事重重——个人的良心、媒体的良心、社会的良心，在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正如何异化着、该怎样

去捍卫？

　　良心也分真假

　　记者：主持人作为公众人物是否需要注意到职业良心？

　　崔永元：媒体是个特殊行业，主持人又是公众人物，对他们的要求就得更严格。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有我的私生活爱好，我爱戴大钻石，5克拉以上的。没问题，但不要到媒体上去炫耀。上了媒体，就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职业要求。在国外，这些东西非常规范。但我们的主持人，就很少有人注意这个。

　　记者：某种意义上说，专家学者的良知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但是有调查显示，专家学者的良心正被不断质疑着。之前，丁学良也曾声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崔永元：我百分之百同意丁学良的观点。 专家们有些是在为商业、利益等集团服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么，没错。但是，我的前提是他们还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负责。你的学术观点、科学观，不能给了钱就变。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纳米。准确地说，纳米材料现在还应该在实验室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纳米的好处和优点，但实验室还没证明它的坏处是什么，不能拿人去做实验，对不对？但是，有科学家做后盾，我们就敢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纳米产品，包括纳米

　　记者：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有些专家越来越热衷于发表哗众取宠、或者有利可图的观点了。

　　崔永元：现在大家对职称可能不是特别在意了，现在大家对钱在意了。经济学家很像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创作了一个好段子，他们是绝对不会拿到电视台去演的，他留着走穴用。换不同地方去演，这样就能挣更多钱。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就像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他们也有“一招鲜”，拿着这个到处去挣钱。

　　记者：现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良心也有真伪之分、台上台下之分。

　　崔永元：确实，现在的慈善成了有些明星走秀的舞台。其实就是没有良心的表现。本质是背离了慈善，败坏了慈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真情节目都是表演成分居多，与真正的良心是有距离的。

　　记者：真实的良心，存乎人心，也须得益于社会家庭的耳濡目染。那么，这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否有所缺失呢？

　　崔永元：可能如今我们的教育太过偏执于一种功利的成果了。关于人性、人格，我们关注得足够多吗？比如，小时候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上大学讲“来去冲冲”。好像应该倒过来，是吧？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从自爱开始，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爱动物、爱植物、爱空气，从小爱到大爱，才会爱祖国、爱人民，才会博爱。

　　记者：在良心教育上，父母亲的作用是否非常重要？

　　崔永元：你责怪不了父母，因为社会氛围是这样的。你让你的孩子守秩序、遵规范，直接导致的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受欺负，连选个班长都有贿选。这时候，你没法抱怨父母。

　　树高千丈，根还在萝卜白菜附近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开

　　崔永元：其实，我母亲就老是提醒我：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会永远这样。你有一天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你，然后你去排队买烧饼，前边还有人加塞儿，那人很壮，你也打不过他，你只好忍气吞声，公共汽车上老弱病残孕那个座儿也没人让给你。将来你注定会过这样的生活。每次我都说：您放心吧，我记着呢。

　　记者：因为记得，您才能葆有朴素的“根”的情怀。有次出国回来，您曾这样深情写道：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一股酱香飘入鼻中，两眼开始扑簌簌地落泪。于是明白，树高千丈，根还在萝卜白菜附近。

　　崔永元：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崔健他们开始做摇滚时，很苦，后来他们火了，可以走穴，可以挣钱了。崔健就意识到了危险，他对同伴们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活水平保持在一个水准上。我们现在可以定一个水准， 比如我们吃饭吃几个菜，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能没有节制，这样我们才能做纯粹的音乐，否则我们就成了挣钱的机器了。谁同意谁就留下，不同意就可以走。当时有人不同意，走了。现在走的那个人是他们中最富的，但音乐就到头了。而崔健到今天为止，还能做出纯粹的音乐来。所以一定要意识到物欲会影响艺术。

　　记者：在这方面你怎么样？

　　崔永元：我也行吧。起码我没去走穴。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制力特别差，你看我抽烟，抽得比谁都凶，我的担心是一旦我开始走穴了，我就控制不住。 其实，我也知道有些走穴的同行，很矛盾，走穴走得非常痛苦。我们现在一提良心，好像就得离物质生活非常远，非得清贫得一塌糊涂才能有良心，那也不是。其实我觉得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者说有分寸，这样坚守良心，就一点儿没问题了。

　　激发一种“有良心”的冲动

　　记者：说到底，社会中人的操守不能依赖于人的自我发现和人性的自我感悟，最根本的是制度设计，是吗？

　　崔永元：我觉得是。所谓的制度设计，要让讲良心讲道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得到好处，能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要老是让他们不舒服，这样大家都会踊跃地去做这样的人。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

　　崔永元：这么说吧，比如媒体上宣传的全是大款……我觉得像那些榜应该叫最有钱人榜，而不能说是成功人士榜。这给社会一个很不好的暗示，谁有钱谁就成功。当我们评成功人士时，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他对社会慈善事业的贡献计算在内呢？应该有个百分比。这样最后评出来的人可能不是最有钱的，但他可能是最有爱心的，对社会最有帮助的，这就叫制度设计。我们没有这个。

　　记者：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设计，就只能靠自律，而自律往往很矛盾，您的痛苦就在这里吧？

　　崔永元：对，但我觉得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现在社会新闻老在报道什么看客的冷漠，弄得我现在心里都变态。我有时候看着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不被救的人，前天是不是也是看客？是不是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报应到他身上了？实际上当我们人人是看客的时候，那就是在轮流排排坐，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谁也跑不了。 所以就得有人呼唤这个社会有良心，保卫良心。从社会机制来看，就是要让有良心的人得到好处，那人们就会产生“有良心”的冲动，或者说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