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大约250万元，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中国田协的相关规定看，都是应该归孙英杰所有，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孙英杰家人只见到了其中的10多万元，而其他大约250万元，都还没有影子呢？
其实，在中国田坛，“钱包门”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辉煌一时的“马家军”，就曾因该问题发生过纠纷，马俊仁和“马家军”也从此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
“钱包门”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田坛，乃至中国体育界有些时候在责、权、利方面不甚明确的弊端。中国经济已经转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体育界在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国家对运动员的培养仍然“大包大揽”，几乎所有的训练费用基本上都由国家来承担。
在这种环境中，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也不是很明晰，教练员所承担的角色，就并不仅仅是一名普通教练所要做的工作，他(她)还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作为一名父亲(母亲)的责任。有的教练，在运动员生病的时候，要亲自为其煎药。有些教练在训练和比赛中几乎连运动员的吃喝拉撒都要管到。
在这一大背景下，当运动员取得成绩后，在利益的分配方面就很可能产生矛盾。有些教练很可能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奖金分配上经常会出现纠纷。而随着运动员的逐渐长大和个性的逐渐增强，他们对利益也变得敏感起来，这种曾经掩盖着的矛盾，就会逐步显现出来，埋藏着的定时炸弹也终究有爆炸的时候。
前不久，丁俊晖夺得了斯诺克的英锦赛冠军。丁俊晖对中国体育的意义，倒不仅仅在于他是第一位夺得这一冠军奖杯的非英伦半岛的运动员，或是他在非奥运项目上取得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更在于他是从完全市场机制下实现突破的运动员，他自力更生、独力的培训模式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相信“钱包门”这样的纠纷，不太可能会发生在丁俊晖这样的运动员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