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球天后”生活中的酸甜 父亲潘健打球如痴如醉

　　有着“九球天后”之称的中国选手潘晓婷，在日前落幕的第38届全日本九球锦标赛中荣膺女子组冠军，这是她继2002年之后第二次赢得这项赛事冠军。作为2005年世界台球协会(WPA)最后一项世界九球排名赛，第38届全日本锦标赛是一项由WPA和亚洲落袋台球联合会(APBU)认可的国际官方赛事，并且被WPA定为世界排名赛的一站。潘晓婷的夺冠再次引起轰动，这位外形娇俏、球风流畅的美貌女子原来是位山东姑娘，通过对潘家父女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了这位台球天后的成长历程。

　　“爸爸，你又不看我打球！”潘晓婷跟父亲撒着娇。

　　“看，我一定看，我先跟妈妈去姨妈家一趟，回来看你打球。”好不容易来一趟济南，老两口要顺便走走亲戚。今年6月份的时候，潘晓婷作为嘉宾为全国职业

　　女儿已经被称为“九球天后”，刚刚在全日本九球锦标赛上勇夺冠军，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获得这一比赛的冠军。但在父亲潘健眼里，她永远都需要自己的呵护，娇小玲珑的潘晓婷抓着父亲的耳朵，跟他开玩笑，潘健乐得合不拢嘴。

　　父亲打球如痴如醉

　　潘健知道，自从17年前他带着女儿在兖州火车站打了那场台球，父女两个人的生活就跟台球联系在一起了。那一年，潘晓婷只有6岁，她站在一块砖头上看父亲利用等车的时间打台球消遣。

　　“我真不知道他那时是什么水平，大概能进全省前三名吧，反正在济宁有一个外号，叫做‘潘一杆’。”潘晓婷没忘了跟父亲调侃一下。

　　“没那么厉害，也就是前六名。”老潘笑道。

　　当台球刚刚普及的时候，潘健就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台球，并凭借自己的聪明很快掌握了台球的一些技巧，于是他自己开了一个台球室，还收了几个徒弟，有滋有味地过着济宁球王的日子。

　　女儿打球阴差阳错

　　文弱的潘晓婷那时痴迷的是画画，家里人也一门心思地准备让她考艺术，这种生活状态却因为潘晓婷与同学的一次打赌而改变了。

　　“我父亲的台球室在当地是最大的，条件也是最好的，很多人都去那里打球。有一天，我的同学说：‘听说你父亲很厉害，你也很厉害吧？敢不敢跟我们比一比？’我下定了决心跟他们较量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地练过台球。”潘晓婷回忆她是如何走向了台球之路。

　　禁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潘健同意教女儿打球，潘晓婷也在几天的时间里球艺飞进，收拾她那帮同学绰绰有余。紧接着，潘健的弟子们也不是她的对手了。

　　“我还是不同意她打台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台球还有偏见，认为坏孩子才干这种事。”潘健说。就在这个时候，第一届全国女子九球公开赛即将举行，潘健下定决心让潘晓婷练九球，并带着她来到北京练球。

　　“那个时候，我在拖拉机厂工作，效益很好，我还是招待所的所长，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我还是辞职了，因为我热爱台球，也爱自己的女儿。”潘健对自己的举动毫不后悔。

　　“到外地练球，要交场地费，还要交教练费，在北京没有地方住，只能住地下室，即便这样花费也挺高。那一段时间，我把钱全花到晓婷身上了，家里的台球室挣点钱，我就拿到北京，花完了再回家拿，基本上就剩不下多少了。”潘健说。

　　那是潘家父女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那一段经历让他们刻骨铭心，即使很多年之后，老潘还是不住地感慨。

　　少年成名走上星途

　　1998年的秋天，在潘晓婷练台球半年之后，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九球冠军，并在国际比赛中夺得冠军，成为中国女子台球最有影响力的选手。

　　“中国的台球生存状态很差，我们家晓婷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在丁俊晖夺冠之前，她的各种奖金应该是最高的，而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很多的好人帮助。”潘健谈到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充满了感激，“幸运的是，这些年我们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在杭州的时候，我给人家看球馆，晓婷当教练，人家都给我们开工资，这样的待遇现在丁俊晖也没有。”

　　“很多人我都忘不了，比如在北京训练时的张海，他是中国唯一一个三项全能(斯诺克、彩球、黑八)冠军，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潘晓婷说。

　　现在，潘晓婷是星牌的签约球手，有经纪公司正在与潘健探讨对潘晓婷的包装事宜，而在上海，潘健的第二家台球馆已经开业，就在原来那家的斜对面，潘晓婷还会在父亲的球馆里练球，只不过不用像原来那样一直等到晚上11点以后。

　　亲情暖暖志向高远

　　成为名人之后，潘晓婷已经能自如地接受记者采访了，健谈的她很难让人想起当年那个戴着眼镜的小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不大爱说话，就跟丁俊晖差不多吧。”那一年，丁俊晖拿了亚运会冠军，电视台请他做节目，几句经典对白让潘晓婷记忆犹新。“赛前是什么感觉？”“紧张。”“获胜之后呢？”“高兴。”“现在是什么感觉？”“激动。”“你是不是每次说话都不会超过3个字？”“差不多。”因为是老朋友，潘晓婷谈到丁俊晖的往事哈哈大笑：“我那时也是这个样子的。”

　　回忆往事并不总是快乐，潘家父女经常跟别人提起当年夺冠后在北京吃烤鸭的情形，当他们走进全聚德的时候，发现最便宜的一只烤鸭也要126块钱，过了半年苦日子的潘晓婷不想吃了，在父亲的坚持下才要了半只，父女二人流着眼泪吃完这只烤鸭，潘晓婷更是泪流满面。

　　困境中走过来的潘晓婷更注重亲情。现在，潘晓婷梦想中的红色酷派

　　“再也不会有那样的苦日子了，但我会永远记得那件事，这些经历对我们父女两个人都很重要。”潘晓婷说。

　　本报记者刘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