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人少钱让中国反兴奋剂难彻底 检测水平不容质疑

　　今天，全国反兴奋剂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全运会年份的特殊背景导致最近短短两个月里服药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曝光———河南田径选手张玉红甲睾酮阳性、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作弊服药、山西田径运动员秦爱华EPO阳性，使得这次反兴奋剂工作会议，无可避免地成为焦点。

　　据记者了解，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重竞技中心、田径中心、游泳中心等兴

奋剂“重灾区”的主任已经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有反兴奋剂业内行家指出：“反兴奋剂并非只是针对十运会，而是为了净化国内体育界，从而以健康的面貌面对世界。但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体育界仍有相当数量的运动员靠违禁药物的帮助来提高成绩。”

　　中国兴奋剂检测水平不容置疑

　　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官员赵健前往合肥之前，记者曾经问他：“这次湖北女举集体服药的事情，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以前的兴奋剂检查从来没有查出过她们吗？如果查过，那为什么没查出她们用的是八运会留下的很落后的药呢？”

　　赵健想了想说：“反兴奋剂主要包括前期的检查和后期的检测两个方面。我们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说俗点，检测的实质就是，给你一泡尿，你能不能查出问题来，我们的检测水平是相当高的。这次湖北女子举重队用的药，是八运会时和当地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合作自己配出来的。说实话，这种药的效果并不好，有可能是我们当初查她们的时候，她们当时身体里没有药性，或者用别的办法躲过去了。”

　　“只要把尿样送进实验室，不用怀疑我们的检测水平”，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吴侔天说，“所有的违禁药品，我们的实验室都能检查出来。”

　　位于奥体中心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目前经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认证的33个实验室之一，在每年都有实验室因考核不合格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北京的这个实验室已经连续15年通过考核。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十运会兴奋剂检查部部长杜利军说：“现在的检测水平高到可以测出相当于6个游泳池的水中的一勺糖的成分和分量。”

　　既然检测方面水平如此之高，那么被屡屡曝光、产生恶劣影响的兴奋剂事件足以表明，兴奋剂检查的其他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运动员与检查官数量不成比例

　　“按照常规程序，我们的检查分为赛内和赛外两种，其中赛外检查就是人们常说的飞行检查，比例要占到60%以上。而赛外检查又分为事先通知的和事先不通知的。”

　　赵健说：“按去年我们做了5000例检查来算，平均每天要做10多例检查，帮助我们做兴奋剂检查的，全国注册的有273人，基本上都是兼职的，他们至少两个人一组行动。”而不到300人的检查队伍，面对着上百万专业、职业运动员组成的庞大群体，显得异常单薄。

　　“法国的兴奋剂检查人员比我们多1倍，有500多人，但他们运动员的数量只是我们的几十分之一。美国只有86个检查官，但同时还有国家反兴奋剂局，局里有很多专职人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兴奋剂检查官队伍的建设。另外，检查官的素质也很重要，我们每年都有考核不合格的检查官被辞退。”

　　据记者了解，雅典奥运会兴奋剂检查官在500人左右，到2008年奥运会，700名检查官才勉强够用。因为如果人手不够，检查的范围与力度便很难符合要求。

　　受检较多的刘翔一年也就十来次

　　美国自行车手阿姆斯特朗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肯定是地球上接受药检最多的一个人，一年有30次到40次，赛场内外都有。比赛淡季，很多时候早上我刚刚醒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代表就会摁响门铃，拿着通知单让我接受药检。如果我拒绝提供尿样，那么直接按阳性处理，后果就是禁赛。”除此之外，阿姆斯特朗还被要求随时用电子邮件或者传真向反兴奋剂机构汇报行踪，“我就像处在一张大网里”。

　　更严格的检查官在德国，他们跟踪了自行车手乌尔里希两年，随时取样检测，才查出他服用了禁药，从而将其禁赛两年———与阿姆斯特朗和乌尔里希相比，中国体坛“当红小生”刘翔一年在国内大约接受十余次药检，数量并不算多。

　　赵健说：“刘翔接受的检查还算多的，他是田径运动员，又是明星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又多，是按照我们重点检查的标准执行的。”

　　“另外，检查计划的制订也很困难，每年初根据高危项目、运动队人数、优秀运动员等指标，订出一个计划，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按照大多数药物的生理周期来安排计划，以达到尽可能抓出阳性的目的。”

　　“常规兴奋剂检测的经费由政府拨款，”赵健说，“去年是500万元，今年涨到800万元左右，但平均下来做一例检查还不到2000元。基本检测样本就要1000元左右，再加上我们检查官出差的费用，因此经费并不富裕。”

　　中国药检呈阳性者半数靠举报

　　正是因为金牌和奖牌给当事人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他们在检查官队伍人少、检查计划制订困难、检查经费并不富裕的缝隙中铤而走险。

　　正在合肥参加反兴奋剂大会的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基层有一部分教练员和运动员实际上是很愚昧的。他们不相信科学训练，不相信公平竞争，习惯于弄虚作假，明知风险极大仍然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用药，无非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所以，我们发现了就要从严处理，也给别人一些警示。我们中心自己不能查，就委托反兴奋剂委员会帮助我们查，另外我们欢迎举报，只要属实，就一查到底。”

　　赵健介绍说：“在我们和美国田径协会进行反兴奋剂交流时，他们的专业人员认为，目前最管用的两个方法，一是开通热线举报，二是雇用私人侦探。事实上这两个方法针对性极强，很容易顺着线索抓到用药者。比如前一阵最大的兴奋剂阴谋，那个海湾实验室的THG，也是被一个田径教练举报的。”

　　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共进行兴奋剂检查4009例，赛外检查近3000例，其中阳性17例。“这些被查出来的运动员，经举报证实的大约占一半”，赵健说。

　　“举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什么方法，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击兴奋剂，把阳性抓出来。不过我们并非单纯依靠举报，对于举报的线索，我们也要进行甄别。”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