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7月4日电（记者黎昌政、戴劲松）目前，反兴奋剂斗争正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对此，武汉体育学院副研究员贝恩渤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当前反兴奋剂工作主要有三大困惑。
据介绍，国际奥运会对兴奋剂定义的表述可综合为：参与或准备参与体育竞技比赛的运动员采用某些药物，出于非治疗目的或以非正常剂量摄入体内，以及用不正常途径摄入
生理性物质，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企图以运动训练以外的方式增强或辅助增强自身体能，达到提高比赛成绩和战胜对手目的，即为服用兴奋剂。
贝恩渤说，这个定义的时间已较长，目前在和一般药物如何界定方面非常令人困惑。比如，很多药物也是出于非治疗目的，也是非正常剂量摄入体内，为什么不属于服用兴奋剂？而误服那些出于治疗目的但含有某些兴奋剂成分的药物，且这种成分对当事者参加的比赛并无实质性帮助，按理不应作兴奋剂违禁处理。
此外，这一定义还忽略了兴奋剂对人体“危害”程度的表述。而对人体危害是反对兴奋剂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对1998年环法自行车赛发现大规模服用兴奋剂事件后，萨马兰奇曾说：“应该大量缩减违禁药物的名单，那些不损害运动员身体的药物不能算作禁药。”
贝恩渤说，兴奋剂检测技术如何与现代高科技药物发展同步是第二大困惑。兴奋剂检测技术近年来发展很快，然而就在检测技术飞速提高的同时，又有若干种新药被研究出来，成为新的对于检测技术来说完全陌生的兴奋剂。他认为，如果说反兴奋剂也是竞技体育运动的一项“规则”的话，那么它很可能是成本最高、最复杂、代价最昂贵的“规则”。目前，国际奥委会开出的兴奋剂清单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实际检测的耗费更是惊人。
贝恩渤还强调，反兴奋剂工作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各运动项目间的差异如何平衡。在反兴奋剂斗争中，有些项目是“重灾区”，有些是“轻灾区”，有些则几乎没有发生兴奋剂问题。一般规律是：体能类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划船等易发生兴奋剂事件；以技能为主的项目，如击剑、乒乓球、体操等很少发生兴奋剂事件。项目之间的不平等也可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因为不论项目特点如何，大家在药检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有了“拉杜坎事件”。虽然这种违禁成分并不能帮助发挥水平甚至还会有所影响，这位因治疗需要服药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却仍被剥夺了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