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麟：5.19是人生中最大打击 希望看到光辉日子

　　5·19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电话的那端，曾雪麟幽默、风趣地侃侃而谈，让我看到了那张亲和快乐的面孔。

　　除去 5·19以后的十余天，他总是笑的、乐观的。“我这辈子， 5·19以前的经历一直是顺顺当当的。而5·19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打击。”曾雪麟先说起他的乐观。5·19一场 疾风暴雨，曾雪麟险些跌倒不起。不久，爱人的去世，更让他难以接受。他开始思考，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没法活在世上。“5·19很悲惨，但不能老缠着5·19呀！”他自己给自己解脱。他想，过去踢球是国字号的；带天津队、北京队带出了特点，很有成绩；当中国队教练，打亚洲杯得了亚军……“而且，后来每届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失败，大家都会想到我，找我说起当年我们那支队伍、队员的特点、打法，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曾雪麟说：“这些年，我不愁吃穿，不求名和利。不带球队了，担任一阵子深圳队顾问，后来也没闲着，经常到深圳的足球学校、中小学和梅县辅导孩子；应邀电视评球，在报纸上开专栏等，很是开心。我不在一线了，但是没有离开足球。只要需要我，我是有‘球’必应！”

　　忆起当年 5·19，曾雪麟不堪回首。他订正关于他辞职问题的一些传言。5·19落败后，曾雪麟一肚子不服气，心想带队三个年头，队伍有了成型的打法，队员都很努力，全队关系融洽，也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开始没想就这样离开，心里很是矛盾。但是又想，这场球的失败造成国家队没有比赛任务了，肯定要解散的。想来想去，一咬牙写了辞职报告，那是一周后写的。5月30日，训练局宣布队伍散伙， 6月 1日报刊正式发了辞职消息……

　　在忆念中，有两件事让他感动和难忘。当曾雪麟尚未走出痛苦阴影时，6月16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宋任穷特意接见了他。宋任穷同志热情、诚恳地肯定了他的成绩，鼓励他不要灰心而要继续努力为中国足球作贡献。还说大家不是骂你，责任并不在你，要把心放宽等等。

　　再一件事， 1988年奥运会动员会，曾雪麟和左树声应邀出席并发言。他在大会上幽默地自嘲：“我给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5·19！”顿时，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随后大家一起高呼：“理解万岁！”而后，一位作家为他撰文《败军之将》，作了公允、中肯的评价。曾雪麟说，“那几年，许许多多各界球迷给我写信，说我们曾经骂过你，是恨铁不成钢。”鼓励他爬起来，站直了，东山再起。“而我，常常以5·19提醒自己，中国足球快速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备力量。于是，我和张宏根等人在中国足协咨询委员会任职，经常到各地，到基层开展活动，每到一处总是受到热情的欢迎。”

　　“听说你们《每日新报》纪念 5·19要发专刊，我很高兴，谢谢了！5·19确实值得回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曾雪麟十分感慨。当年他带中国队时，每次同日本队交手，都会轻松地打他三四个球。他说：“今天的日本队进步是如此的迅速，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曾雪麟认为，“中国足球要以我和苏永舜的教训为鉴，必须从体制和青少年等方面下手，找出适合我们发展的正确路子，形成突出的风格，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足球首先要争做亚洲老大，老大不行，老二也可以。”

　　“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中国足球别再走漫长的二十年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足球光辉日子的到来！”曾雪麟语重心长，挚言有声。

　　张俊秀(“ 5·19”时中国队领队)———

　　中国足球积习不改恶性循环难图发展

　　作为当年采访 5·19赛事的记者，我是现场目击者之一，追随了全过程。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北京工人体育场记分牌的数字定格在1：2时，香港队替补席上的球员一窝蜂地欢呼着涌入球场，场上的11名球员个个仰面朝天醉卧绿茵，郭家明教练哭了……我跑下看台，直奔张俊秀。一瘸一拐蹒跚地走着，张俊秀顺势把手臂搭在我的肩上，长叹一声：“这就是足球———真正的足球！”

　　这句话成了名言，二十年转瞬而过，一直延续到今日。

　　回首往事，这位在足坛拼争四十多个春秋的宿将，以他的经历道出又一名句：“比赛最好看的是比分、结果。”从观众的角度审视，他们希望观赏一场紧张、激烈、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精彩对决。但是，在事关生死的较量中，精彩与否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分、结果才是首要的追求。

　　然而，就是在打平即可小组出线的比赛中，中国队败走麦城，饮恨沙场。张俊秀说：“那时的我们，太缺乏经验了。”他叙述道，中国足球离开国际大家庭二十多年，比起每届都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的香港队，比起多年带队参赛的郭家明教练，我们的见识、体验太少了。而那些年间，我们经常与外国队打友谊赛。当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足球的进步和发展。记得有一年喀麦隆队来京，调来天津队比赛，上半场天津队刚打进一个球，主席台上传来“让球”的指示，天津队又让大乎劲了，结果反倒输了。赛后，天津队还遭到埋怨，说谁让你们把球让输了！真是让人无所适从。

　　中、港比赛前夕，不光是球队，包括几乎全国所有的球迷，没有人不肯定中国队会胜的。南方一家足球专业报纸更是把比分敲定在两球以上。于是，上上下下众口一词，等待着中国队的进球表演。张俊秀忆道，比赛当天上午开准备会，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袁伟民和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等到会。曾雪麟教练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攻”、“快”。布置战术打法后，袁伟民说，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这场比赛，压力是很大的。打好了是动力，搞不好就成了压力。怎么才能把压力变为动力，希望大家做好各方面足够的准备。年维泗提醒说，“攻和快是必须的，但要吸取我带队输给新加坡队的教训，对方有一人突前，我们就得有两人防守；有两人突前，就得有三人防守……”然而，在当时对香港队实力估价存在误区的氛围中，我们谁都没有听进去。中国队输在轻敌，输在重攻轻守的反差，输在打成1：1时没有及时调整打法，输在 1： 2落后的急躁情绪和心态失衡……总之，赛前准备远远不足！

　　作为中国队领队，张俊秀是在受命于危难中上任的。 1983年他腰椎发病曾一度瘫痪，经过诊治和疗养出院。中、港第一回合交手，客场0：0的结果，以及当时一位领队的不称职，国家体委决定更换人选。在年维泗两次到家力请下，张俊秀拖着走路不方便的两腿走进了中国队。5月3日，张俊秀前去上任，十六天以后遭遇5·19，给他留下了终生憾事。中国队解散，张俊秀三天后又作为中国二队的领队参加“长城杯”国际邀请赛。临走的时候，张俊秀同痛苦万分的曾雪麟长谈，更担心这位老战友一病不起。过了几天，张俊秀回来探望曾雪麟，不料听说曾雪麟住院了，吓得他心里直慌。后来得知，曾雪麟这么多天沉痛得难以入眠，两只眼的眼皮松弛下来，都影响了视物，于是，他去医院做了手术。想到此处，张俊秀感叹说：“一场比赛的结果能让一个人升天，也能让他跌入深渊！而曾雪麟是不甘心辞职的……”

　　5·19的惨痛，这一天的令人难忘，让张俊秀越来越清醒地审视中国足球。他说：“中国足球参加亚运会、亚洲杯、奥运会、世界杯四个大赛，这二十年间换了多少中国的外国的教练，几乎没有一位把过去的教训接受下来。换一个教练搞一套东西，从上至下缺乏应有的共识和措施、办法，中国足球形成恶性循环。积习难改，照此下去很难再图发展。”

　　本版撰文新报记者白金贵摄影新报记者李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