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20周年：难以平复之痛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专题策划、撰文/新快报记者　刘勇　图片/宁彪

　　20年前的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

　　当时一只脚已踏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中国男足1∶2不敌中国香港队，进军世界杯的脚步戛然而止。赛后，万千球迷悲愤莫名从而引发骚乱，并造就了著名的“5·19”黑色记忆 。

　　20年后的5月19日，我们推出“5·19”廿周年纪念特刊，旨在聆听当年若干当事人心底最原始的心声，触摸他们二十年来最真实的感受。

　　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将这段痛苦的记忆永远忘却，在“5·19”二十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些为中国足球献身的中年人致敬，更向他们的主教练曾雪麟鞠躬。

　　本报记者刘勇5月15日上午专程赴深圳，在前国家队主帅曾雪麟位于深圳市华侨新村的家中采访了曾老，谈及“5·19”廿周年时，勾起曾老许多尘封的记忆……

　　接手国家队教鞭

　　“贺龙元帅两次讲话鼓励了我，一是他对我说‘小曾你屁股是不是有根弹簧啊？’再就是，老元帅说过‘三大球不翻身，他死也不瞑目。’这是我当时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曾雪麟：我当国家队主教练时已经是55岁的人了，我们那时讲求的是奉献，不求名不求利，一心就是要为国争光。何况，贺龙元帅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送我们出国踢球了，就是要为了学成归国为国争光。说起来，我踢足球是受了贺龙元帅很大的鼓舞。

　　1952年12月，当时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邀请当时国家队来到重庆与西南军区体工队(足球队)踢一场比赛。我是在那场出了名，当时国家队的史万春一脚大力射门，我扑了一下没有扑住，球弹了起来，史万春马上又冲了过来，我那时已经倒在地上，但说来也怪我竟然“嗖”地一下蹦了起来把球接住了。赛后，贺龙元帅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曾你屁股是不是有根弹簧啊？这样的球你都能扑住？好好练，有机会送你去苏联接受训练。”

　　当时真想不到元帅会对我说这些。当时一听自己有机会出国，很难形容有多激动了。后来，贺龙元帅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祖国三大球不打翻身仗，他死不瞑目。

　　组织上当时让我当国家队主教练时，我一想起贺龙元帅对我的鼓励就表示肯定要拼一下了，不要辜负老元帅的期望。

　　[1954年4月1日，陈成达和柯轮率领年维泗等15名中国队球员赶赴当时足球强国匈牙利集训，这也是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亲自批示下完成的。1954年9月，足协又增派曾雪麟、孙宝荣等10人前往增援。1955年10月，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前夕才回国。这批队员迄今仍然是大名鼎鼎：年维泗、张宏根、张俊秀、曾雪麟等等。

　　1985年那一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年维泗是领队，曾雪麟是主教练。

　　“我可以不搞足球了，但你们还要继续踢球。”这是曾雪麟在“5·19”撤离工体之前对球员说的最后一句话。

　　“5·19”遭遇重创

　　“顾锦辉攻进2∶1那球，当时我们教练席看到全傻了，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崩溃了但又不服气，又无可奈何。”

　　曾雪麟：当时我们队比香港队多7个净胜球，只要打平了就可以出线。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队员对比赛还是不够高度重视，思想准备得不够充分。我们当时刚获得亚洲杯亚军，在尼赫鲁金杯又打败过阿根廷队。大家都认为赢香港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差就是打平。当时的媒体舆论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比赛当天上午，所有领导都来到了队里，他们不仅要求队伍要赢，而且还要“漂漂亮亮”地赢。领导来得多，说得也多，赛前准备会从上午8时半一直开到11时半，每位领导的要求都有不同。会后，有队员偷偷告诉我，要求这么多，头都快涨爆了。

　　现在想起来，领导说得多浪费了我们赛前准备会很多时间，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想过假如是比分落后了，我们该怎么打？打不开局面时，我们该怎么打？结果，香港队首先进球，我们队员全都急了，一急就乱了，到最后全乱套了。人家有队员受伤，李辉干脆将他拉到场边，你说那时急不急？

　　人家香港队就不是这样了，郭家明比赛当天还带着队员去“北海公园”游山玩水，吃“皇帝餐”。他们知道与我们硬攻，肯定不够打，所以在比赛时打得很聪明，死守，再伺机打反击。(香港队)张志德攻进第一球时我一点都不怕，心想还有时间，而且李辉在上半场临结束时将比分扳成1∶1平。

　　下半场，(香港队)顾锦辉攻进那一球的瞬间，我心里马上就觉得完了，全完了，但紧张得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教练席的人全傻(眼)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崩溃了但又不服气，又无可奈何。

　　[曾雪麟回忆当年贺龙元帅鼓励自己那段经历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当他说到这段“5·19”刻骨铭心的经历时，本想点燃一根香烟来稳定一下自己情绪，但不知为何，曾老爷子左手拿着的香烟，右手拿着的火机始终没有举起来，眼神定格在房间中某一个角落，一片迷茫。]

　　赛后打击难平复

　　“第六天，李辉偷偷骑着自行车搭着我去洗澡。那时球迷寄来的信有的还夹带着刀片、锥子，他们要求我自杀算了。我一生中最大打击就是两次，一是‘5·19’，再就是我爱人的去世。”

　　曾雪麟：我们队射门次数有28次，香港队才有6次，人家以2∶1赢了。你说，这样的比赛踢得窝不窝囊？回到休息室，队员都哭了，不喝水也不吃水果。那种沉重啊，哎，就像死了人那样。

　　我是主教练，看到队员这样，心比他们更痛但必须得鼓励和安抚队员。我忍着泪水大声对他们说：“我可以不搞足球了，但你们还年轻，还要继续踢下去。”队员听了，哭得更厉害。他们真是一帮很好很好的球员啊。因一场比赛而废了……

　　比赛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听说那天晚上球迷砸了28辆汽车包括有大使馆的车。我一听，坏了，这事闹大了。北京崇文区公安分局专门派人过来保护我们，由于球迷情绪激动，警察命令我们谁也不许出门。我们住的地方那时还不是套间，要洗澡要下楼到其他地方洗。

　　就这样差不多一个星期全队都憋在楼里，像被拘留了那样。每个人都是坐不好，吃不好，走不好，睡不好，眼睛都红红的。没办法，当时一闭上眼就是比赛。

　　到了第六天，外面的气氛逐渐淡了，李辉、我和朱波几个试着下楼。李辉偷偷骑着自行车搭着我去洗澡，朱波手里拿着条毛巾在自行车后面跟着跑，像个保镖一样，又像是在做贼。

　　那时候，球迷寄来的信很多，有安慰的，有鼓励的，有骂人的。有些信甚至还夹着刀片、锥子等，信上说这是送给我自杀用的。

　　哎，这次打击是我一生最大的打击，还有一次(打击)就是1989年，我爱人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当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我爱人比我厉害啊，她是国家体操队的教练，李宁、马燕红等都是她的队员……

　　[说到伤心处，老爷子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眶也闪烁着泪珠，但他始终没有泪水流出来。他有意识地停顿下来，眼神游离，很难判断出他的记忆是停留在1985年还是1989年。

　　曾雪麟说“5·19”过后，国家队那帮队员真的不想在中国踢下去了。的确，“5·19”后，古广明因腿伤去了德国、林乐丰去了意大利、杨宁去了美国，赵达裕、吕洪祥等等还有人去了日本踢球。]

　　难忘二十年之痛

　　“当年我们大意输给了香港(队)，到现在中国足球基本还是老样子，甚至连当年的水平都不如。人生有几个20年啊？只要我还能动，还是会为足球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前辈们的心愿，能死得瞑目吗？”

　　曾雪麟：去年吧，应该是去年11月。(深圳)南山区举行一次元老足球比赛，顾锦辉竟然也在场。当时，我就笑他说，当年就是你小子把我踢下台的！

　　“5·19”二十年了，我去年就想组织大家今年好好聚一下。老年(年维泗)啊、大戚(戚务生)啊、古广明、池明华、左树声、王惠良、赵达裕、林乐丰、朱波、李辉、杨朝晖啊，二十年了，大家应该好好聚一聚。不过，要凑好大家时间真的很难，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干，他们其实都愿意来，但就是时间难凑好。今年要想搞(聚会)估计是来不及了，明年吧。不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谁能知明年的事啊？

　　过两天，深圳部分球迷邀请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听说除再次观看当年“5·19”比赛录像，还要就深圳足球和中国足球开展讨论。另外，大约星期五(5月20日)，我要到范育红那里看看。范育红在(深圳)南山区搞了一家少年足球培训中心，他经常让我过去看看。老是说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有几个(人)去做这样的事？

　　当年我们输给香港队，是大意失荆州。但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足球基本还是老样子，改变不大。有人经常对我说，甚至连当年的水平都不如。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只要我还能动，还是会为足球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前辈们的心愿，能死得瞑目吗？

　　[曾老爷子说他大半辈子都是在球场度过的，六七岁就离开了父母，父母和爱人去世的时候，他都不在他们身边。这几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到了冬天，他就到南方深圳、广州、梅县啊这些地方走走。

　　上周，中央台“足球之夜”的记者特地来到深圳就“5·19”20周年这一选题对老爷子进行补充采访。不过，老爷子由于与小孩子在场上踢了两脚球，一不小心扭伤了右膝。老爷子这几天走路一瘸一拐的。旁人看到他这样子，都为他的高龄而担心。]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