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5·19 一个青春祭

　　特别关注

　　高丰文足球学校搞十周年庆典，我的同事张恩超正在沈阳采访。他说已经约好了高丰文，会在“5·19”进行一次长谈，长达一整天，不干别的，只聊足球。我开玩笑说，这太奢侈了，高丰文又不是曾雪麟，采访他只需要两个“黑色三分钟”就可以了。

　　无论“5·19”还是“黑色三分钟”，曾经多么沉重的字眼啊，随着光阴流逝，随着年华老去，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轻浮之人口中的轻浮玩笑。“5·19”，到今天居然已经20年了，我们用20年换了无数女友，中国足球用20年制造了无数苍凉。

　　1985年的春天看起来更像春天，那时候中国足球和她的球迷一样开始了青春期，并知道青春意味着挫败感，激情是疼的。

　　和我一样，现在三四十岁的球迷，相当数量的人是从1985年成为中国足球痴迷者的。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那是中国人刚刚恢复了表达欲望的时代，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第一次发现，足球场是可以用来发泄的。如果用诗意的语言表述就是，即使疼痛的呼喊，也是一种抒情的必需。

　　“文革”结束时我尚在童年，于是“5·19”成了我可感知的第一起社会骚乱。王蒙曾写过一个短篇，叫《来劲》，我喜欢这名字。是的，来劲，足球让人来劲，这就是“5·19”对我的启蒙。

　　为什么代表10来亿人口的中国队踢不过代表几百万人口的中国香港队，这类缠绕中国足球几代人的可笑问题，在那一夜显然过于深奥。后来才知道，世界上几百万甚至几十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足球队，我们踢不过的多着呢。

　　中国足球总是这样，每一次制造出很大的动静并聚拢更多的围观者，都不是因为酣畅的胜利，而是因为彻骨的疼痛。为什么这么多人集体因伤害而爱上中国足球，并从此与这种伤害纠缠不清？这是一个专属于中国的斯芬克司之谜。

　　其实简单地说，就是犯贱呗。

　　前几天，女朋友问我：记得自己最初自慰的年龄吗？我很有把握地告诉她，是在1985年。其实，有个狗屁把握，我可能是把许多有关青春期的记忆都栽赃给了1985年。当一个男孩不仅开始累积忧郁，而且拥有了排解方式，他的青春才真的开始了。

　　我拒绝在这个日子谈起如今的中国足球，它远不如“5·19”值得热爱。那时候，扭曲是因为雄起，而现在，扭曲是因为沦落。

　　本报特约体育评论　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