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大迟成为深足的“公敌”，最后为自己的“变法”付出惨痛代价，有着深刻的根源。
外因：高层的“鸵鸟政策”
在大迟和大牌球员对峙时，汇中天恒的高层一直不愿出来说话，采取了“鸵鸟政策
”。在球队输给四川冠城队后，俱乐部总经理杨猛称会进行调整和沟通，并承诺不会让大迟下课。不过，沟通并没有进行。当球队输给辽宁队、大迟已经无法在深圳呆下去时，俱乐部顺理成章地把大迟解了职。不可思议的是，在大迟入主时，俱乐部代理董事长杨塞新告诉，合同由大迟代表俱乐部和球员签订。虽然大迟聪明地推掉了这一“重任”，但球员与大迟的对立情绪就此滋生。综观整个事件，大迟犹如汇中天恒和球员周旋的一颗棋子。当大局已定、大迟走人后，外界完全可以理解为“飞鸟尽，刀弓藏”。事实上，汇中天恒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但是处于健力宝股权转交的关键时刻，高层以股权为重，无暇顾及俱乐部的建设。说得直接些，俱乐部只是汇中天恒和张海股权之争的棋局的一角，大迟理应只是棋局一角的一颗棋子。其实，球员和大迟都希望俱乐部高层出来构建一个沟通的平局。可惜这个平台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是谢峰离队，张永海、王新欣离队，前任总经理张健离队。动荡不安的事件频频发生，最后积重难返，从对峙走到决裂。不能简单地归结汇中天恒的不作为。在这种大背景下，深足无法跨过这段“真空期”。如果健力宝的股权早日解决，大迟的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前景。
内因：心中的假相太多
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在这个“真空期”，大迟的过错在于心中虚拟了太多的假相。从“整风”第一天起，大迟就把部分球员看成是邪恶的化身，他代表的则是正义的一方。这是最大的假相。记得大迟第一次向本报记者透露他要整风是在3月8日———亚冠赛主场对磐田喜悦队的前一天。当时李玮峰在赛前最后一次训练课上，以脚伤为由中途退出训练场。气愤的大迟当即向本报记者透露：“我要好好改造这支球队。”当时他提的只是“改造”，并没有使用“正义”和“邪恶”这样刺眼的文字。刻薄一点说，只要是浸淫于中国足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也没有一个人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这种简单一分为二的思维决定了大迟的变法只能“自焚而亡”。如果说和球员的对峙是因为整风所致，但和球迷的对抗则是大迟自食其果。当球迷在场上有不同声音时，大迟的教练组成员李华东口口声声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邪恶行为”。他所指的主谋可能是张健。事实上，当球迷力倒大迟时，张健还恳请一位球迷领袖给大迟以时间———说这话时，张健甚至知道自己快要下课了。球迷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迁怒于球迷的下场可想而知。不仅对球迷，对媒体大迟也在入主深足不久就开始搞对峙战术，甚至不允许媒体在客战时同住一个宾馆。大迟就这样成了深足的“公敌”。
走向：问题并没有解决
大迟走人后，深足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汇中天恒对球队的投入是问题的关键。在A3联赛时，球队的教练组仍是郭瑞龙的班底，但是为了和汇中天恒较劲，球员并没有给教练组面子，没有顾及国际赛事的影响，消极比赛，三战尽墨，颜面扫地。面对这样的局面，教练组也无可奈何。如果高层的“鸵鸟政策”不取消，深足的前途便不被看好。大迟的变法对深足和大迟本人，甚至汇中天恒而言都是教训惨痛。汇中天恒入主以来的数个月，高层并没有站出来和媒体、球迷沟通过一次。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此前可以归结为股权之祸，此后如果高层延续此做法，那就只能怀疑汇中天恒入主足球的纯洁性了。本报记者 谷正中（Robby／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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