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孙”张伯驹

　　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按照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的说法，张伯驹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象的有天壤之别……

　　本文作者之一的孙曜东是旧上海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复兴银行行长、敌伪时期周佛海机要秘书。也在扬帆领导下为我党做过地下工作。

　　——编者

　　天马行空的“末代王孙”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他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袁世凯死后，他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出任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

　　如果按照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的说法以及袁克定的“皇太子”和袁克文的“皇二子”的“份儿”，那么张伯驹，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问题是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象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不能理解，比如：他的大表兄袁克定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而张伯驹却坚决反对帝制，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但私交又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在张伯驹家里去世。对父亲创办的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接办，然而却大权旁落，不会打理，只是有个总稽核的名义，不真正管事，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象的地方，他却别出心裁，心思极细，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随便给一些钱宫里就卖了。别人不理解，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什么？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余已因久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银元。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可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最终潘素女士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那时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把潘妃“软禁”在一品香酒店面。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把潘妃偷了出来。

　　大少爷办银行有钱不赚

　　张伯驹是大少爷办银行，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赚钱的脑筋，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又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做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发行500万。他觉得自己银行里有500万资本，就发行500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求兑现，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是股资的一倍。中国实业银行只有300万股资，而钞票发行达3000万，仅年利息就是30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

　　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而张伯驹是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个总稽核。而实际上这个总稽核也不想做，只是没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好在他有三个得力助手：杨西铭、陈香雪和白寿芝。白寿芝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西铭和陈香雪具体查账。这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铁面无私，非常认真，但吴鼎昌也不怕他们查。吴鼎昌办事一向顶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也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对吴也很尊重，相处得挺好。张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他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张伯驹既不热衷于名利和官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他有他的生活圈子，他整日沉湎于诗词书画和京剧艺术之中，所交往的人多为文人墨客，而且是“名士”类型的，跟他叛逆个性相投缘的文人骚客，政界中的人物，但与他在一起时闭口不谈政治。

　　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事生产，整天生活在自己虚无缥缈，但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里。名气大了，社会上的人也就买账，有人自会送钱给他们用。他们呢？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再去救别人。然而生活再窘迫，诗酒菜饭，风月场上，他们是不会耽误的。张伯驹和他们“泡”在一起，自然是他掏钱的机会多，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却给张伯驹带来无穷的愉快。

　　与陈毅下棋遇知己

　　陈毅业余时间喜欢下围棋，但苦于缺少能对弈之人。北京市政协部门知道了，就推荐张伯驹跟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同志大过其瘾，而且发现不仅是下围棋，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同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了好朋友。张伯驹夫妇把大批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同志更视其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做客，不仅是下棋，而且畅谈古今，神游天下，有时还一起喝几盅。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潘素与张茜同志也熟了。碰到陈毅同志公务不忙的周日，就常常是两个老头在一起下棋，而两位太太则在一起切磋山水画的技艺。3年自然灾害时期，张茜同志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她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伯驹夫妇带回去。伯驹夫妇从陈毅夫妇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知识之渊博和胸怀之宽阔；陈毅夫妇也从伯驹夫妇处，了解了北京地区文化界和经济界民主人士的种种情况，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谁知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伯驹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陈毅同志知道了，曾主动打电话安慰他。对此事，陈毅同志实事求是地公开表示了愤慨，他以最简单明白的道理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可是当时政治运动来势凶猛，陈毅同志又身在外交部，不便直接干涉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于是想出一个调动工作的办法，把伯驹调到长春市工作，以解困境。他当年的忠诚卫士宋振庭同志在那儿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同志就托宋振庭同志保护这对忠心爱国的文化老人。1961年，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62年起担任该馆的副研究员和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个馆有一个古代书画鉴定组，通常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组织收购字画，由伯驹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审定，而且每周有一次集体讨论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对文物和文史研究学有专长的“老朽”。这些人走到一起，“旧雨新雨，相见并欢”，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还是风俗、游览、棋艺，各抒己见，辄有高论。伯驹就动员大家将自己的高论记下来，年长日久可汇为一册。这种学术与业余爱好相结合的写作活动，伯驹视之为“春游”，可见其心情之愉快。几年下来，文稿已积之盈尺，于是就有了伯驹主编的《春游琐谈》。孰料又是好景不长，到了十年浩劫时期，这个谈艺论学的“春游社”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准备将张伯驹夫妇送往舒兰农村，但舒兰农村拒不接收两个70多岁的老人，所以他们又回到北京。

　　张茜同志关键时刻救老友

　　回到北京，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当时陈毅同志也备受迫害，已病重住院。伯驹夫妇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故回北京后没有去打扰。可是陈毅同志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叫张茜同志辗转问候，令两位老人倍感亲切，觉得好人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1972年陈毅同志不幸逝世，伯驹得知后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长联送到陈府后，伯驹也有些顾虑，心想自己头上的“帽子”还未摘掉，目前正像一个无业游民，这对联弄不好还会给张茜同志惹来麻烦。于是，他诚恳地对张茜同志说：“我写这副对子，主要表达一下我对陈老总的敬意和哀悼，为‘安全’起见，就不一定挂出来了吧。”然而此时张茜同志态度却非常坚定，她对伯驹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陈毅同志去世了，我更没有顾虑了！”一番话说得张伯驹又一番老泪纵横。

　　陈毅同志的追悼大会上，伯驹的长联果真被挂了出来，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注意，这使得他后来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毛泽东听了张茜介绍的张伯驹的情况后，随即嘱咐身边的周恩来同志给安排落实。周恩来同志又安排秘书同志去具体落实。不几天，伯驹就被聘为中央文化馆的馆员，潘素也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11天后，派出所给他们送来了户口本……

　　原先费尽千辛万苦也不得解决的问题，如今一下子变得简捷、便当起来，伯驹自然精神为之一振。这年除夕，他写下一首《鹧鸪天》。词云：“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